父母的“代理行为”愈演愈烈，甚至于一些父母还充当替身，在招聘会上参加现场面试。

　　“毕业即失业”的局面，锤炼着父母们，将他们拖入了子女就业的战车上。一些家长不得不提前很多年就为子女就业做打算。

　　杨工是文革前“哈军工”的最后一批毕业生，当年北京的银质奖章获得者，可谓“又红又专”。可是自己的儿子学习却一直不太理想，高考那年考了400多分，按说上个“好点的高职”或民办院校，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杨工考虑的问题是，近年来就业形势严峻，而自己也没有什么社会活动能量和门路，经历过文革的杨工绝不希望儿子再像自己当年一样，荒废了专业。思前想后，杨工开始冒着高温酷暑穿梭于各校的“招生说明会”，进行“货比三家”的调查研究。

　　某重点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引起了杨工的注意。这里虽然学费高一点，但可以在本校内上课，可以走读，最重要的是入学时可签署一式三份的“就业保障协议书”，由甲方(某公司)、乙方(学生本人)、监督方(校方)各执一份。协议中双方的权利、义务虽然有10项之多，但最重要的是“乙方如能按时修完全部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实习报告评定合格，毕业时取得国家承认的专(本)科毕业证书，甲方负责安置到相关企业就业。”

　　杨工考虑再三，为了免除今后就业和找工作的后顾之忧，又对儿子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最后决定还是来“继续教育学院”学习。

　　现在，儿子还没有毕业，不知到时是否真的能顺利“安置”就业呢？杨工当年做的“转型”决定，是否正确呢？

　　“说实话，我心里一点儿也没底。”杨工说。

　　杨工的儿子现在还没有意识到毕业后就业市场的凛冽。他告诉记者，如果合同方失约，就自己去创业，而不是依靠父母。

对于未来找工作的方式，在校的大学生是怎么考虑的呢？一份北京有代表性的部分高校做的民调显示：36%的学生希望自己找工作；23%的学生希望能通过父母、亲友的关系帮忙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41%的学生持观望态度，摇摆不定，或者说随机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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