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殊不知,30年河东河西,此一时彼一时也。泡沫经济崩溃后,如此“常识”即使尚未被颠覆成“非常识”的话,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动摇。而风起于青萍之末,最大的始作俑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登场,可追溯到20多年前,最初是以行政改革的形式出现的。1981年,铃木善幸内阁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平衡国家预算,以应对日益深刻的财政危机。为达成此目标,动议进行旨在缩小财政规模、削弱政府职能的行政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减少公务员、国企民营化及诸多领域的解除管制(所谓“规制缓和”)。从那以后,历经15任首相,或多或少,或有力或无力,始终朝着这个既定的大方向推进。而决定性的推动,无疑是小泉纯一郎任内的“构造改革”。这里既有小泉本人的个性因素,也有泡沫经济等客观性因素,还有美国等国际因素。总之,被认为“史上最亲美政权”代表的小泉,凭借其政治上与布什惺惺相惜的新保守主义权威,在经济上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加上其差强人意的政权凝聚力和5年有半的任期,及国内保守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环境,“构造改革”虽然没能被“进行到底”,但岛国的面貌为之“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客观上,泡沫经济崩溃后,为不良债券等问题困扰不已的大企业,在有可能长期化的萧条中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随着像美国似的那种作为企业经营者,首要的工作是赢利,而不是照顾员工的商业意识形态被正当化,传统日式经营理念开始让路,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国粹”迅速被抛弃。1999年,随着劳务派遣法的修正,原有的管制被放宽,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转眼间便充斥市场,人满为患,大企业资方额手称庆。
开始时,财界对大企业的裁员还抱有一定抵触。当日产汽车的巴西籍CEO、被称为“成本杀手”的卡洛斯·戈恩宣布实施其庞大的裁员计划时,经团联会长奥田硕曾苦言相劝。但小泉上台的2001年,一下便有120万白领“下岗”,财界很快就适应并习惯了“构造改革”时代的游戏规则,甚至乐此不疲,乐不知返。
但是,当由企业、家庭及区域社会构筑的“安全网”被层层拆除之后,要阻止贫困化的蔓延,只能靠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社保体系其实非常脆弱。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社保支付额度占GDP的比例仅为17.7%,虽然比美国略高,却大大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26%)。而小泉的“构造改革”,却首先拿本来就已很薄弱的公共事业费开刀,所谓“从容易砍的地方先砍”。于是,从2002年开始,每年以2200亿日元的额度,连续削减;进而,2006年出台的《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构造改革的基本方针》(“骨太方针”),又确定了未来5年内进一步削减1.1兆亿日元(1兆=1万亿)的框架。这项被称为“安全网拆除工程”的事业,现在尚在进行中。
如此,几年下来,尽管日本的大企业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但整个社会的公共事业却已面目全非。一个贫困蔓延的“格差社会”,作为小泉“构造改革”的负面遗产,不仅受到国民的批判,且必将在后续政权中被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