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医三杰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风云激荡。科学、民主、革命犹如飓风，席卷神州大地，也猛烈地摇撼着中国传统文化。古老的中医首当其冲，频频受到冲击、质疑。

　　真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以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为代表的越医“铁三角”引领越医与时俱进。他们结社办刊，著书立说，中西汇讲，义诊施药，倡办医校，开创了越医历史上最为繁荣、活跃的局面。此时的绍兴已成为全国中医药学术活动的中心。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也被业界称为“绍兴医林三杰”。

　　何廉臣与新式医案

　　何廉臣学业精深，于结社办报、光大绍派伤寒学说、整理古籍、推动中西医汇通诸方面，颇多建树。尤其倡导革新医案，影响甚广，为中医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以被同仁推为“越州翘楚”，尊为“医林三杰”之首，并连任绍兴医药学研究社社长、医会评议长等职。

　　何廉臣家学渊源，其祖父何秀山也是一代名医。他年轻时赴上海、苏州等地，遍历名医，又悉心研读西医译本。1891年秋因病回绍，开始悬壶卖药。

　　何勤奋好学，精于钻研。他反复校勘《通俗伤寒论》，内容较俞根初原作增加了三倍之多，对发展、完善绍派伤寒作出了贡献。此外，他编著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重订广温热论》等书均很有影响，其编撰的医学著作多达20余种，可谓著作等身。

　　何氏的医德医风也广为人乐道。在疫病流行之时，他联络同仁，开展义诊，施医施药，传为佳话。当时绍兴医界有求诊者例先购签之习惯，犹如今日之挂号。若购快签，则可以不用排队，随到随诊，但诊费也高达两倍以上。认为这是为富贵者开方便之门，故其诊所独无快签之设，遇病贫者还常常出资相助。

　　作为医坛名宿，并不故步自封，而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他积极推动创办了《绍兴医药学报》，并邀请基督教医院的外籍西医举行“朔望汇讲”。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期的中西医沙龙之一，对推进中西医汇通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里特别提一下《绍兴医药学报》，这本医学刊物聘请名流章太炎、时逸人、恽铁樵、张汝伟、周小农、傅懒园为名誉编辑员，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绍兴。曹炳章在“本报继续出版周年纪念辞”中说：“回忆自去年出版至今未及一年，而本外埠之销数已达千份以上，全中国二十二行省，已无处无本报踪迹，且檀香山、槟榔屿、台湾等地，汇银订购者亦纷纷不绝。”可见，《绍兴医药学报》已成为当时全国性的主流医药刊物。

　　何廉臣向重医案，“暇时辄笔记医案，藉以自镜其得失”。针对重虚轻实、不知所云的医案流弊，何氏内斟今古，外参东西，大胆创新，设计了“格式化”的新医案。新医案分病源、病状、病所、病变、诊断、疗法、药方、看护等八项，明白易晓，简便易行，一经问世，即广为流传，影响遍及全国。

　　裘吉生与国医节不久前，国内引发了一场中医存废之争。事实上，自西医东渐之后，对中医的质疑和争论就没有断过。1929年，当时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悍然通过所谓“废止旧医以扫除卫生事业障碍案”。以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为代表的越医闻之挺身而出，特别是裘吉生，联合群英奔走呼号，为捍卫千年中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裘吉生生性刚毅，为人热忱，曾参加光复会、同盟会，与徐锡麟、秋瑾等均有交往，是一个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经验的医家。裘吉生少时曾患肺痨，群医束手，乃励志习医，自治而愈，从此走上了行医之路，成为杏林高手。1916年孙中山偕胡汉民来绍，胡患赤痢，请裘氏治之，一剂而愈，孙中山亲题“救民疾苦”四字相赠。　1929年，裘吉生听闻“废止旧医案”一事后，拍案而起，迅即联络同人发文表示坚决反对。作为浙江代表，他赴上海参加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上，裘吉生第一个站出来自荐赴南京请愿继承发展中医。他还提议会议当天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纪念日”，这就是后来“3·17国医节”的由来。在南京，裘吉生据理力争，并上书立法院，尖锐地指出：消灭中医，“乃外人挟帝国主义借中国内奸走狗实行文化侵略也。”有意思的是，在请愿期间，有达官患病，欲验中医药之实效，召代表治病。代表咸推裘吉生，裘吉生应手而愈，一时传为佳话。由于全国中医药界的坚决抗争和全国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废止旧医案”被迫撤消。但中医一直备受歧视。裘吉生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当局反复斗争，当局终于通过了由他提出的设立中央国医馆的建议。裘吉生是一个医学实践家，一个医事活动家，也是一个医普推广家。他一生搜罗孤本、精抄本、医稿等3000余种约2万册，但他并不自私，而旨在公开普及。针对旧时医家秘方秘而不宣的流习，裘吉生章烧了“三把火”：一是成立“流通医药书籍有限公司”，以市场化的手段力促医籍流通公开；二是身体力行，整理古籍，编辑《三三医报》，更妙的是医报底面注明“准许翻印，版权所无”的字样，这是出版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三是毕其一生，编辑出版《珍本医书集成》，当时的中央国医馆馆长热情赞其是“最伟大的贡献”。

　　曹炳章与《中国医药大成》

　　绍兴的儒医释道历来均有著书藏书的传统，古越藏书楼开创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先河。

　　绍兴医家除了悬壶济世、妙手回春之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痴迷藏书，善于著书立说，戴思恭、张景岳、俞根初、何廉臣、裘吉生等概莫能外，而曹炳章更是个中翘楚，被人尊为中医学术理论家。曹炳章一生节衣缩食，行医所得，广购医书。凡有孤本、秘本，一时难以购得，则想方设法谋求借抄。有时还自己动手装订，以致医案边缘，全是密密麻麻的钻孔。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广搜博罗，至上世纪30年代，其藏书已近万种。他也以“书富家贫”为豪，以“终生医药，生死书丛”为其一生的写照。　1934年，曹炳章受上海大东书局之聘，从所珍藏的近万种医籍中，精选珍稀名贵版本和自己著述、增订、圈点、校订医籍365种，名曰《中国医学大成》，共13类1000册，于1936年编成。当时大东书局在《申报》刊登《中国医学大成》整版广告，附有全书1000册的书柜照片，辉煌巨著，震撼了海内外中医界，纷纷预订。惜受战乱影响，只刊印出版128种，殊为憾事。因曹炳章学识渊博，著述宏丰，1931年在中央国医馆成立大会上被推为名誉理事，曾任绍兴国医公会常务主席。期间，他提出“统一病名”和印制“中医处方新衡旧称对照表”，广受业界好评。

　　曹炳章生性耿直，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清末民初，大量鸦片涌入我国，曹炳章义愤填膺，遂著《鸦片戒除法》。抗战期间，为抵制日产仁丹，他与诸名医联合研制物美价廉的“雪耻灵丹”，其救国救民之心可见一斑。曹炳章善于博采众长，他常说：“古人随证以立方，非立方以待病”，“只有板方，没有板病”，临症用方主张加减变通，每遇疑难危病，往往独具慧眼，进退自如，为病家所信任，也为医家所乐道。

　　清末民初，越医可谓群贤辈出，除了上述“医林三杰”，还有创办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的医学教育家傅懒园，有“小神仙”之誉的绍派伤寒中坚人物邵兰荪，有曾任新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及新中国医学研究院院长的祝味菊、苏州国医学校校长王慎轩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一起构成了沧海横流中的越医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