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第30个寒暑，浙江经济迎来了最为困难的年景。”最新一期的《浙江经济》在卷首语中写道。《浙江经济》是由浙江省发改委主管、主办的经济类杂志。

　　微观经济主体的举步维艰，反衬出“民营大省”浙江正遭遇“最坏时刻”。该省权威部门的分析显示，今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浙江GDP增速同比分别回落2.8、3.3、4.1个百分点，呈逐季回落态势，预计四季度增速仍将放缓，全年增长可能回落到11%以下，“这是自1999年来最大一次下行调整，浙江经济正面临近十年来最大挑战。”

　　而且，这仅仅是开始。专家预计，以周期理论判断，步入收缩期的浙江经济增幅回落还未见底。可能需要2-3年的经济调整期——省发改委主任厉志海在工作论文中表示。

　　浙江企业主们还将接受前所未有的市场洗礼。

　　倒闭危机殃及大型民企

　　2008年浙江经济令外界印象最深的，恐怕非“企业倒闭”莫属。不同的是，上半年的主角是风险抵御度差的中小企业，到下半年，随着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换成了大型民企，且体量愈趋庞大。

　　绍兴富豪袁柏仁至今仍被监视居住。半个多月前，他执掌的纵横控股集团资金链断裂。相关部门初步核查显示，纵横已资不抵债，至少亏损20亿-30亿元。

　　创建于1995年的纵横集团是绍兴纺织龙头企业，2007年实现工业主营业务收入87.05亿元。今年10月，43岁的董事长袁柏仁还曾以70亿元身家首度入围“胡润百富榜”，排名第76位。

　　转瞬间从财富金字塔顶端跌至塔底，个中滋味并非只袁柏仁领略。事实上，在经历了年初中小企业倒闭后，到年中，大型民企陷入绝境开始在浙江初显端倪，并从9月密集爆发至今。

　　5月底，台州市的标杆性民企飞跃集团突然被曝“资金链断裂”，创立者兼掌门人邱继宝陷入困境，选择向政府提出破产申请。7月，义乌明星企业、总资产逾10亿元的金乌集团资金链断裂，董事长张政建远遁海外，至今未归。9月，几乎前后脚之间，浙江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和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相继停产。

　　倒闭危机扩至大型企业，可在官方数据中得到佐证。据浙江省统计局统计，1-8月该省小企业亏损额增长50.3%，比上半年提高8.4个百分点，大中型工业企业亏损额增长却达2.4倍，比上半年扩大1.5倍；9月，该省处于停产状态的规模以上企业1362家，比6月增加402家，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2.6%。

　　但如据此判断浙江大型企业遭遇“倒闭潮”，浙江官方并不认可。上月中旬，省长吕祖善在接受网络访谈时，该数据被他用作反驳“倒闭潮”。“现在有不少企业经营困难，但是不是有大批倒闭，我有不同看法，”他说，“有些夸大。当然，估计经过一段时间，这个数字还会有所扩大，但也不是媒体所说的"浙江出现企业倒闭潮"。”

　　浙江对“倒闭潮”说法的敏感，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最有体会。今年3月，有“温州模式代言人”之称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温州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可能有20%左右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

　　随后，周口中的“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在传播中迅速被“倒闭”代替，一时引起各方关注，以致温州官方出面澄清：“企业20%倒闭”说法不成立。倍感压力的周德文向所有要求采访的媒体发电子邮件，称不愿就此事接受任何采访。

　　“停工”、“半停工”、“倒闭”——这看上去更像一场文字游戏，但浙江企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却是不争的事实。统计显示，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幅已从3月的14.9%回落到7、8、9月的9.8%、6.1%、6.4%，增速为10年来最低；前三季度，全省工业用电增长8%，增幅同比回落8.3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增幅同样为近十年来最低。

“　　最沮丧”的群体

　　伴随着经济不景气，浙江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也逐渐滑向谷底。

　　“现在不是投资的时候，宏观环境有很大风险，吃不准，”台州椒光集团董事长朱介民对理财一周报记者说，“有钱放在口袋里最安稳——现在是求生存，不是求发展。”之前，朱介民对公司资产进行整合，卖掉了200多亩空闲土地和十多万平方米的厂房，套现2.5亿元。

　　台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滨海工业区办公室主任詹弼友向早报记者介绍，目前民企投资有“两怕”，一怕被套，二怕要素价格涨到利润回报点，导致资金链断裂。“我们动员企业抛却担心，但基层反映：你们讲的都对，我也明白，但就是不敢，”他说，好多企业想的是先稳住，不要趴下，量力而行，“在这种形势下，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

　　“目前有部分企业面对困境，出现的悲观情绪大于积极进取的精神。”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人士介绍，主要的消极现象有三，一是“冬眠论”，对困难“看不到底”，就想着“冬眠”几年，等时机好了再创业；二是“过冬论”，把“宝”押在来年，“寄托于天助，等明年天上掉个馅饼”——“其实，谁会知道冬天有多长”；三是“淘汰论”，认为传统制造业是夕阳产业，“迟早要死，晚死还不如早死，索性袖手旁观。”

　　这些情绪综合的结果是企业家信心指数下滑。由于冲击来势凶猛，浙江企业家似已成全国“最沮丧”的群体。报告显示，与全国相比，浙江三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低4.3点、11.8点，其中，企业景气指数由一季度的全国第12位滑至第18位，企业家信心指数由第15位滑至末位。

　　信心反映到微观层面，是投资活动日趋谨慎。信心下滑甚至导演了极端的悲剧。7月，温州永嘉县56岁的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创办人朱吉光因盲目替他人作贷款担保，不堪逼债，在外地宾馆服毒自尽；8月，曾是“全国中成药企业50强”的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亚津自缢身亡，当时企业部分生产线已停工。

　　创业近40年的浙江一位领袖级企业家认为，企业因资金短缺而渴望贷款还不是最让人担忧的，最可怕的是当信贷放开时，企业已不敢要钱，“那才是最最糟糕的情况。”

　　“企业家和市场缺乏信心，主要是宏观层面不确定因素太多，让人看不清，比如汇率、原材料涨价以及宏观政策，”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对早报记者说，“在目前形势下要想一下子恢复，很难。”

　　“浙江式”拯救

　　由于浙江经济的内在特性，官方对困境中的企业伸以援手，从开始就打上深深的“浙江烙印”。

　　纵横集团出现危机后，由绍兴市、绍兴县及纵横集团所在的斗门镇三级政府组成的工作组迅速进驻集团现场办公。由政府出面帮助纵横渡过难关的意图不言自明。

　　类似故事并非一例。观察浙江大型民企出事后的解困之措会发现：官方的身影始终高调闪现，护盘态度坚决。

　　接到飞跃“申请破产”信息后，浙江各级政府定下“帮助飞跃”的基调：台州市政府工作组进驻，接管飞跃账目；通过省政府协调，飞跃各家贷款银行达成支持企业发展、不压缩贷款的协议；台州市、椒江区政府采取资产重组、临时借用资金、收购资产等方式，帮助维持生产。

　　绍兴县政府也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要“保”华联三鑫和江龙控股：县委、县政府穿梭走访周边省市二级各家银行，帮助协调应急资金。10月9日，由省政府2位副秘书长主持，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省级银行协调会，重点讨论华联三鑫重组。13日，县委、县政府又召开行长会议，作出“三不”请求——不随意撤贷、不附加担保抵押条件、不增加企业贷款负担。20日，在县经济形势通报会上，绍兴副市长陈月亮面对杭州18家银行和宁波5家银行代表表示：“不惜一切代价快速重组，要有时间表；重组中出现什么问题、有什么责任，市委市政府承担。”

　　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素来是“大企业，小政府”模式，是什么促使政府变得如此强势？9月初由省政府同意并下发的《关于做好行业龙头企业资金链安全保障工作的若干意见》可提供答案。

　　该意见首先对“行业龙头企业”进行界定：指资产经营规模在企业所在地排名前列，净资产质量较好，生产经营基本正常，盈利能力较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经营者有较高素质和良好社会影响，且与上下游企业、银行关联度高，易对当地经济、金融正常运行带来重要影响的企业。以此观之，行业龙头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不仅冲击到行业内和上下游企业，还将影响地方社会经济稳定。

　　浙江经济以“块状经济、产业集群”为特征，龙头企业与区块内的配套中小企业存在产业链合作关系。同时，在块状经济内部，企业相互借贷、担保普遍。企业间的担保圈，“在经济繁荣上行时期可以相互扶持、加快发展，到紧缩下行时期，某些企业资金周转不畅会引发更大范围企业的经营风险，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产业风险容易演变成区域经济系统风险。”台州市发改委发布的“2008年春季经济运行报告”表示。

　　与大型企业能够享受“小灶式”政策相异，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得到的是“普惠制”政策。基于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浙江采取的“金融输血之策”主要有二：竭力改善金融环境，为该省尽可能争取更大的信贷规模；调动充裕的民资，既“取之于民(民资)，用之于民(民企)”，又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