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

　　他们为什么要抄袭：学界潜规则与旧传统

　　搜索人们对于类似抄袭事件的反响，记者看到了为数不少的辩解甚至是同情之说。

　　“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评职称、拿课题，发表论文数的多少，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这给一些大学教师，也给学生带来了很大压力”的说法，具有“权威”代表性。贺某“检讨书”中坦诚自己的行为是“为了能够凑够文章数目，实现能够顺利留校的目的……”可以算做对这种说法的一个印证。而“现在社科界抄袭论文成风，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几乎成为一些学生炫耀掌握了潜规则，因而理直气壮搞抄袭的缘由。

　　有人说抄袭古来就有，“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是最好的总结。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教授李春秋说，这其实本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精华部分继承和发扬的一种积极态度，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高起点的总结，不能成为不轨行为的依据。

　　李春秋认为，学校对于学生，也包括青年教师的评价体系，绝不仅仅局限于发表论文，而无论环境或制度如何，抄袭都是一种因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行为，至少属于学术腐败。

　　“有些学生出于眼前利益，感情用事支持抄袭行为，这十分可怕。如此再过若干年，社会是什么样子？当这些人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时，还会不会有公议，还会不会有道德？每一个研究人员应有的道德修养、行为准则和治学态度，都绝对不容忽视。对于论文抄袭，除了给予道义上的指斥，还应该像狠抓考试作弊一样严肃对待，直至寻求法律手段的帮助，以使更多的人能够清醒而知耻。”

　　他们为什么不打官司：打不起这样的持久战

　　回顾近年来曝光的抄袭事件不难发现，抄袭其实已经搅扰着包括学术、文学出版、影视创作等多个行业，而通过诉诸法律的文学艺术界的相关案件可以看到，面对这类事件，受害者情绪多的是无奈，审理者更要付出艰辛。

　　著名翻译家王干卿花费数年心血，于1998年从意大利原文直接翻译完成了《爱的教育》一书，使这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各国青少年必读系列丛书”的经典之作，有了迄今最经典的中文译本，意大利官方还为此向王干卿颁发了特殊的荣誉奖励。但是，默默望着案头摆放的《爱的教育》几十种不同版本的盗版侵权书，王先生说，“心头总会涌起一股酸楚和痛感……”

　　王干卿边说边拿出几本署名不同翻译者、不同出版社的《爱的教育》，书的正文已被他逐页逐句地对照自己的翻译本核对过，“很多是我个人独特使用的排笔句、排笔段，都被照抄了过去；可笑的是，之前个别翻译略有失误之处，也被照抄了去……”

　　王干卿在家人的共同帮助下，已经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收集这样的侵权图书，他多次与各出版机构联系并交涉，但几次准备提请诉讼却又都中途放弃。“维权当然是最佳的途径，但更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当萌生了维权的念头且打电话联系那些不规矩的出版社时，我所遭遇的是当头一棒。出版社不理睬让我去找书商！四处寻觅，找到了书商和‘译者’，可他们大多蛮横无理地说：‘抄你的？怪事！抄你的又怎么样？既然你说抄你的，你去告呀！’说真心话，像我这样一位即将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怎么也经受不住这种‘折磨’，打不起这样的‘持久战’、‘消耗战’，只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事实上有很多作者和王干卿有着同样的尴尬，作品被抄袭却不敢起诉、不敢维权，因为精力耗费很大，审理过程也往往十分艰难。

　　东元律师事务所易廷斌律师告诉记者，对著作权案件的判定，实际上对法官的要求非常高；审理过程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对于抄袭与否的认定。

　　“如果是一部长篇小说，法官看两本书一定不只看一遍，和当事人、律师一样，所有参与诉讼的人都必须同时熟悉这两部作品，不但要用一般人的标准看出相同、相似的地方，还要认真地审查每一个指控的部分，从法律的角度去判定是否构成剽窃。如果是学术论文，还往往可能要求法官了解相关学科知识、历史背景以及研究方式和手段等等。可以想见耗费精力有多少，审理难度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