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死者大腿内部两侧有淤青，切开全是血，小腿上也有淤青。

　　“他还是个学生呀！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才留下这满身的伤痕？”3月11日，徐梗荣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家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尸检当天，徐梗荣生前的很多朋友、同学赶到了县医院。围观者越来越多，尸检现场只好采取隔离措施，用白布围了起来。但围观者还是不肯散去。尸检结束后，徐梗荣的尸体被送回太平间，几名同学坚持着要去看徐梗荣最后一眼。一个姓雷的女生，大着胆子，透过太平间的门缝向内张望，她看见以前的同学就躺在床上，一只脚伸出床沿，一只手露在被子外。“那只手肿得老高。”她当场掉下了眼泪。

　　女生被害案引发的命案

　　是什么原因导致徐梗荣死亡？现在还没有人能明确地回答。但徐梗荣的同学们都知道，警方抓走徐梗荣，是因为怀疑他和彭莉娜的死有关。徐梗荣的多名好友也被警方审查过。

　　彭莉娜被害案曾经在这个小县城引起很大轰动。2月10日早晨，一名晨练者在丹凤县江南大道河堤的一个亭子内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遂向警方报案。丹凤县警方查明，死者彭莉娜，女，生于1988年11月10日，丹凤县寺坪镇赵塬村赵塬组人，商镇中学高二(1)班学生。经丹凤县公安机关勘验，受害人是遭石块袭击身亡。

　　命案发生后，丹凤县传闻很多：抢劫杀人、强奸杀人……各种说法都有。市县两级警方成立2·10专案组进行调查，动用了大量警力，展开拉网式排查，并向社会发布了受害者生前的活动状况。

　　在徐梗荣死亡后，社会上批评2·10案件专案组工作方式的声音很多。在丹凤中学，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丹凤中学有100多名学生被警方询问过。调查中，只要是彭莉娜家乡寺坪镇的男生，都被警方抽取了血样。询问的人数之多、次数之多，已经影响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据徐梗荣的同学回忆，徐梗荣第一次接受警方调查就是在学校公安科。那是2月10日晚，当时警察问他是否认识彭莉娜。

　　徐梗荣确实认识彭莉娜，两人初中时曾是同学，后来也是好朋友。此后，警方又问他与彭莉娜的关系网，找过他五六次。不过，当时很多同学都被叫过几次，徐梗荣在调查中并不显得特殊。

　　这期间，徐梗荣和在西安读大学的二姐徐韩英通电话时提到了彭莉娜的命案，说因为这事警察找了他好几次，他虽然没干什么坏事，但还是有些心慌。2月18日，徐韩英回县城看望弟弟，在弟弟租住的民房内住了一晚。“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弟弟和平时的表现一样。”徐韩英说。2月19日，她便返回了西安。

　　徐韩英没有想到，这一面竟然是和弟弟的永诀。

　　2月27日，徐梗荣还和二姐通过电话。3月1日，便失去了联系。

　　3月2日，徐梗荣的母亲曹会玲在西安接到一位亲戚的电话，说孩子找不到了，听说是被公安局带走了。曹会玲急忙往回赶，到丹凤时是晚上8时许。她去了儿子的住处，房间已被警方查封，房东证实了儿子的确是被警方带走。她去了城关派出所，又去了丹凤县公安局，但没有打听到儿子的下落。

　　3月3日上午，徐韩英也回到丹凤，和母亲一起到丹凤县公安局，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还是说徐梗荣不在这里。她们又多方打听，终于确定徐梗荣就在公安局内，就连公安局看门的老人也向她们证实徐梗荣就在公安局内，但公安人员还是不肯承认。

　　3月4日，徐梗荣的父亲徐和平从韩城煤矿上请了假回到丹凤。这时，公安局终于答复他们，徐梗荣确实在公安局接受审查，但现在还不允许他见家人。

　　徐家人对警方长时间控制徐梗荣却不通知家人的行为表示不满，有民警告诉他们，不通知你们是好事。如果通知了，那就是你们的孩子确实有事了。

　　曹会玲提出给孩子送点吃的穿的，民警说：“在这里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饿不着他，不能送吃的，送穿的倒是可以。”徐韩英赶紧去给弟弟买了身内衣，请求民警带给弟弟。

　　由于无法见到徐梗荣，加之相信徐梗荣是清白的，警方调查几天总会放他出来，徐韩英、曹会玲相继返回西安，而徐和平回了趟老家，取了点钱，再回到县城，继续等待儿子。

　　3月8日，他等到了儿子死亡的噩耗。于是，全家人再次赶往丹凤县城，远在韩城的大女儿徐英英也和丈夫连夜赶回。

　　警方为什么怀疑他

　　3月9日，徐家人聚集在县政府门前鸣冤叫屈，丹凤县县长李吉斌出面接待了他们，县公安局、检察院的领导也到了现场。徐家人质问：“为什么身体健康的徐梗荣进了公安局8天就突然死亡？是不是受到警方的刑讯逼供？为什么警方控制孩子这么多天不通知家长，而且没有任何法律文书？”

　　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徐家人能做的，只能是等待省市两级检察院对此事的调查结果。尸检结果大概需要10天左右才能出来。

　　按照官方的说法，徐梗荣是2月28日晚11时许被警方带走的。

　　此前，警方已经多次询问过徐梗荣，并抽取了血样。但为什么又在2月28日把怀疑目标锁定在徐梗荣身上呢？这中间警方找到了什么确凿证据？在警方目前不肯透露案情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据了解，2月28日之后，关于彭莉娜被害案的调查，警方已经集中到了徐梗荣和他的几名好朋友身上。

　　2月28日晚，徐梗荣被警方控制。大约同时，徐梗荣的同班同学陈璐也被警方从家里带走。“那一晚我出去玩，10点左右回家，一辆警车等在门口，几个警察在屋里站着，我妈正在给我打电话，但我手机关机了，打不通，正好这时候我回来，警察就把我带走了。”

　　陈璐被带到丹凤县公安局，3月2日上午11时左右被放出。30多个小时的过程中，警察主要问他正月十五晚上干过什么。

　　陈璐回忆：“那一天我到徐梗荣的房子里玩，从晚上7点玩到晚上10点，和同学白帆一起离开。然后就回家了。那晚在徐梗荣房子里有五六个人，我、徐梗荣、白帆，还有两个不太熟悉，是徐梗荣的朋友，寺坪人。”

　　陈璐说，两个警察问了他两个多小时，已经是凌晨3点，又来了两个人，换班接着问。“我能感觉得到，他们把徐梗荣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警察问话都是针对徐梗荣。因为我家在县城，询问我的是丹凤县的警察，其中一人认识我，对我很好，没有打我。问完了就让我睡觉了，第二天接着问。应该还算是文明办案。”

　　一个刑讯逼供的“样板”

　　陈璐的另一个同学吴明却没有这么好的“待遇”。3月1日晨7时许，家住县城边冠山村的吴明还在睡梦中，就被几名民警按住了。当时，警察准备把他绑起来，但没有找到绳子，就把他押出了门，推进警车。母亲眼看着儿子被抓，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只能叮嘱他到了公安局好好说，别胡说。

　　据吴明说，警察把他带到了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进去就给他戴上了背铐(双手在背后铐着)。警察似乎是认定徐梗荣和他杀死了彭莉娜，开始就说：“事情已经烂包了(方言，意为露馅了)，赶快交代过程。”“他们让我坦白从宽，这样可以争取个好态度，到法院时他们可以跟法院说，绝对能少判几年，这样也算是给我个机会。”

　　吴明说，审讯过程中，来了几个上级单位的警察，有人问他，这件事发生后你后悔不？但他坚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警察就给他加刑，3个人把他按在桌子上，给他上斜背铐，还有人打他耳光，扇得他流鼻血。下午三四点，他的两条胳膊已经失去知觉，审讯的警察又给他在背上加了一块砖。当时他都感觉不到疼了。但等到换班的审讯警察到来时，给他打开手铐，他的胳膊便直直地就掉了下去。双手刚有点知觉，斜背铐又戴上了，砖也加上了。

　　吴明记得，他是3月1日上午8时许进的公安局，在里边总共呆了50多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内，警察一直在审讯，他没能睡觉。3月2日中午，手铐取掉了，审讯仍继续。他实在困得不行，警察就让他站起来。有一段时间，让他跪在地上，大约40多分钟。还有一段时间是蹲马步，大约有20分钟。

　　一个警察的话让他印象深刻，“我们只要把你带来，就绝对不可能让你出去了”。

　　然而，在吃了公安局几碗泡面之后，3月3日下午3时许，吴明被放了出来。

　　至于为什么被放？吴明也不知道。“放我的时候警察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父亲叫来，让写保证书，保证我不出远门，然后就让我走了。”

　　当天下午，吴明回到家，父母让他好好休息，明天去上课。“当时我两只手肿着，看着很胖。晚上，我躲在房里偷偷地哭，非常害怕，害怕被冤枉，担心警察哪天再把我抓进去，虽然我觉得自己是清白的。”

　　吴明的两个手腕上有明显的伤痕。他曾经去医院检查过，诊断为肌肉拉伤。他开了些疗伤的药，花费110元。

　　连续几天，吴明都偷偷地流泪，心里憋屈、气愤、害怕。3月9日，检察院对徐梗荣进行尸检时，他想过去看一看，老师劝住了他。

　　吴明的遭遇在丹凤中学并非秘密，很多人都看到了他手上的伤。3月13日上午，记者在丹凤中学采访时，有几名教职工悄悄问记者：“你们见过吴明吗？去采访采访他吧。”

　　吴明手上的伤痕和他所讲的经历，让徐家人更加悲愤。他们不敢想象：吴明都遭到了这样的逼供，那么作为重点怀疑对象的徐梗荣，又会被折腾成什么样子？他们甚至怀疑，3月3日、4日警方坚持不准他们见孩子，是不是当时徐梗荣已经被打坏了？

　　尤其让徐家人感到疑惑的是，社会上传言徐梗荣3月8日并不是在县公安局接受审讯，而是在一个派出所，还有一个说法是在一家木材加工厂内。

　　徐家人曾追问公安局领导，负责审讯徐梗荣的民警是谁，对方以办案人员的安全为理由拒绝回答。

　　(责编：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