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仅仅包括请客、拍婚纱等。如果算上买房，则都是比较高的数字，比如北京买个房子没有百万不敢想象，结婚没有父母资助，很难想象。“孩子结婚的事情，可能是父母省吃俭用一生准备的，为的就是这几天。”他说。

　　根据国际婚博会的调查，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子女结婚约有80%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这包括财力支持。2007年北京统计部门的调查发现，居民人均结婚消费27万多元，其中婚纱、婚宴等直接消费5.4万元，买车购房等间接消费近22万元。

　　2007年北京九成新人靠父母帮助，父母对其子女结婚费用支持度在30%至80%的占48.9%，支持程度在80%以上的占40.1%。

　　甲女丁男经济学：

　　中国高储蓄率的症结？

　　甲女丁男提出的一个新疑问是，目前包括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以及到边远小山村，越来越多的男性难以结婚，女性惜嫁，这导致更多的消费市场没有形成。

　　来自生活中的这一问题，一经轻轻提出，即碰到这样的严肃问题：可能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的消费偏好和储蓄率走向。

　　2009年6月下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和世界粮食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波，在美国国家经济局的网站上公布了一份名为《竞争性储蓄动机：来自中国性别比的解释》的论文。

　　文章指出，中国失衡的性别比，导致有一子的家庭推迟消费，增加储蓄，这可以解释1990年到2007年中国家庭储蓄率快速提升的一半因素。

　　中国目前的消费率(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1992年的36.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51.3%，上升1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2年以来我们的国民储蓄上升比较快，从2000年的37.6%，上升到2008年的51.3%。

　　尽管在整个国民储蓄中，居民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比较稳定，约为20%左右，企业储蓄上升较快。但是就城乡家庭自身的储蓄率而言，确实上升很快。

　　马建堂在7月4日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解释是，对未来个人生活的态度持谨慎态度。比如养老大病等等，加上收入差距加大，国家对社会保障投入占GDP的比重不及一些发达国家，所以居民不得不以储蓄来防老等。

　　但这一解释，在以下事实中，是一个悖论：目前国家对于城乡社会保障的投入每年都增加很快，但是家庭储蓄率仍在提高。世界粮食研究所张晓波告诉记者，这说明另有原因。

　　他和魏尚进的发现是，上个世纪80年代性别比上升的趋势，和20年后家庭储蓄率上升的时间和态势非常吻合。“原因是20年后，原先出生男女进入到了结婚阶段，但是男性比女性的比例超出正常值，所以家庭只能多储蓄来应对娶女方成本上升的压力。”

　　张晓波还使用了各地娶妻成本，以及各个省市性别比与储蓄率的关系，还有与存款数量增加、住房面积、住房价格的关系，都发现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越是性别比高的地方，住房价格高，而且住房面积大。

　　特别是大城市，在男的为储蓄买房结婚的过程中，增加了对商品房的刚性需求，引起房价上升过快(2005年房价开始大幅攀升，正好是1985年性别比开始变高的出生年份子女进入结婚阶段的日期)。这使得男方家庭的其他消费得到了抑制。

　　张晓波在中国调研时，无一例外问的问题是挣钱干什么，基本上一致的回答是储蓄娶老婆用。他遇到一个在浙江打工的农民工告诉他，在河南娶老婆必须要盖2层楼房，因为别人都是这么盖的，如果自己没有，那么无法娶老婆。

　　“他们打工的钱不是要交彩礼就是回家要盖楼结婚用，尽管每年回家也就住几天，但是还是要花上十万来盖。”他说。

　　在城市里面，张晓波遇到的很多博士，仍在为一套房子奋斗。这给他进一步的思索，中国的人口性别比，导致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因而影响了整个经济的消费率。

　　张注意到达尔文的理论中谈到一些雄性动物为了得到配偶而显得高大强壮，但是在人类中，储蓄的多少，房子的大小，似乎成为是否能娶得老婆的优势所在。为此张建议，要解决中国消费率低下，储蓄率高的问题，需要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给以生两胎的政策。

　　但是也有质疑的声音。中国国际婚博会结婚产业调查统计中心主任廖俊国告诉记者，剩男剩女的问题一直存在，每年的结婚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几代人努力储蓄把过去的消费抑制了，但是延续到后来一把释放，似乎未见短期消费降低的情况。

　　中国人口研究所张翼认为，性别比影响家庭储蓄，进而影响消费率提升是肯定的，至于到了何种程度，仍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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