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晚清绍兴名士陶浚宣誉为“绍兴的张之洞”，是绍兴文史专家裘士雄首先提出来的。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著名人物，他在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先后成为清流健将、洋务殿军、新政主角，对晚清政局的变化、抵御列强的胜负、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新型教育的创办、中西文化的交融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裘士雄认为，陶浚宣作为著名的园林艺术家、教育家、维新改革家和书法家，对于近代绍兴的影响正如张之洞之影响近代中国，因此称陶浚宣为“绍兴的张之洞”应该是很贴切的。

　　陶浚宣(1846-1912)，原名祖望，字文冲，号心云、稷山，别署东湖居士、稷山居士，室名稷山馆、通艺堂，会稽陶堰人。据陶浚宣自称，他是东晋“陶渊明第四十五代孙”。陶浚宣排行第八，其兄弟陶方(伯英)、陶在铭(仲彝)、陶祖培(少员)、陶方琦(子珍)、陶在仪(公威)、陶在宽(七彪)、陶在恒(南常)等，均名噪一时。

　　据《会稽陶氏族谱》(清光绪癸卯重修)载：“(陶浚宣)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副榜，光绪丙子科举人，丁丑考取觉罗汉教习，以知县用。丙戌会试，挑取誉录方略馆，议叙同知，升用知府，递升道员，加三品衔，赏戴花翎。”后应粤、鄂两省主政者之聘，先后在广东广雅书院、湖北志书局主持工作。他目睹和痛感清廷统治的腐败、黑暗，中年后便无意仕途，毅然回乡。他曾在福建漳州开过煤矿，在绍兴城东白米堰设立丝厂，皆丧其财。

　　陶浚宣是绍兴东湖的建造者。光绪二十二年(1896)，陶浚宣以其特有的眼光看中了箬山半壁残山剩水，他拿出为官数年的薪俸和书法润笔所得，又从陶在宽、陶在铭等族人那里获得资助，共筹集银洋8000元，在箬山北麓沿古运河筑堤二百余丈，并在堤之北侧砌以围墙，堤上杂种女贞、垂柳和干叶桃花等。在保留前人遗存的奇特的陶公洞、仙桃洞等胜景的基础上，他还利用采石形成的峭壁、水塘，构思巧妙地营建了稷寿楼、扬帆舫、听湫亭、饮渌亭、香积亭等楼台亭榭和霞川桥、秦桥、万柳桥等造型各异的津梁，恰到好处地垒叠假山等建筑小品，在摩崖和各种建筑上镌上众多的石刻、楹联，……终于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将这一常人不屑一顾的废石宕建成为美轮美奂的园林艺术精品——东湖。

　　陶浚宣是绍兴近代教育的首倡者。在营建东湖的同时，陶浚宣还筹办新式学堂。清光绪二十五年，陶浚宣将其侄孙陶成章早年任过教的东湖通艺义学改为东湖通艺学堂，设置史、子、算、译四斋(系、专业)，礼聘孙翼中、谢震、陈威、寿孝天、陈燮枢、周作人等两浙饱学之士到校教授国文、算学和英文等。竺可桢、刘大白、陈仪、陈彭年等早年均在此求学，后来都成了近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之后陶浚宣又创办了东湖法政学堂及东湖医院。

　　陶浚宣一生最大的亮点，是他在1907年夏“秋案”发生后的所作所为。在清廷预备立宪的情势下，浙江巡抚张曾敭、绍兴知府贵福将尚未举事的女革命党人秋瑾“就地正法”，激起江浙舆论一片哗然。民间舆论坚持以宪政精神为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和绍兴官府处理“秋案”的种种作为，使其穷于应付，以致贵福之流身败名裂。而它的发起者和有力推动者就是陶浚宣。“秋案”发生后不久，陶浚宣奋笔疾书，以“绍兴合郡绅、商、学界公启”的名义和方式，发表约5000余字的《驳浙抚致军机处电》，指斥浙江巡抚张曾敭草菅人命，枉杀无辜。手稿今存浙江图书馆。陶浚宣原为清政府同一营垒中人，在清廷大开杀戒的腥风血雨之中，他敢于仗义执言，抨击张曾敭、贵福的“草菅人命”、“破坏立宪”，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陶浚宣工书法，是晚清碑派名书家。早年即以书法闻名乡里，后更名重一时。上自秦汉，下迄六朝，无所不学，每临一碑，辄至数千百遍，临池之勤，自幼至晚年，不辍寒暑。真草篆隶皆精，尤工魏书，笔力雄劲，笔法壮丽，求其书者络绎不绝。其北魏碑体书法，与赵之谦齐名当时，享名后世。翁同龠禾深服其书，持手书相邀，并申明“免去官礼，彼此轻衣小帽相见”。梁启超亦甚为推重。陶浚宣的作品已多破坏散失，今苏州寒山寺“寒山拾得”碑刻为其手迹。光绪时所铸银元、角子、铜元上“光绪通宝”模字，亦为其所书。同时他又工诗文，但所著多未刊印，著名者有《百首论书诗》、《稷山读书楼日记》及《稷庐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