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端午节，让屈原再次成为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围绕屈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多元属性以及知识分子精神，从古至今尤其是近现代史上的精神脉络，新媒体的发展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等诸多话题，近日腾讯文化采访了十余位国内一线学者、作家。

　　屈原就是消极反抗的代表

　　谈到屈原这个流亡知识分子的符号意义，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认为屈原就是消极反抗的代表，他那样的精神不可能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出现了，而今日之知识分子，能够做到“不吃嗟来之食，不主动投怀送抱，这已经相当难得了”。

　　诗人杨牧认为，爱国主义是后来我们给他贴的标签。他自己本来就是尽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身份。

　　儒学家杜维明认为端午所体现的屈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是悲剧的，但这个悲剧使我们能够对知识分子的良知理性以及重要的社会角色加强理解，但他相信屈原的悲剧是个例外，一般讲中国古代知识人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和状态应该是当家作主。

　　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继承问题的时候，杜维明认为在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当家作主的状态下，他们能够促使政治力量乃至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有责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相信这个大的传统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

　　陈寅恪的优良品质知识分子还没有体会出来

　　谢泳将最理想的人格再次赋予陈寅恪，“陈寅恪的优良品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体会出来。他是自觉用自己的的知识和品格守护文化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主动迎合，不主动批判别人。不在外力压迫下改变自己的知识态度。”

　　历史学家杨奎松认为，古今中外不少知识分子都有过桃花源式的幻想，但是当中国迈入现代化以后，这种田园诗的生活环境早已不复存在了。

　　学者雷颐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要减少环境变化带来的落差感，尽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思考，发自己的声音。

　　网络的自由交流只是一个表象

　　在当下，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分子遭遇了新媒体，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现的“公知”这个名词再度火爆。在如何评价新媒体和公知污名化的问题上，历史学家马勇看法比较宽容，自媒体系统作为一个沟通领域的统领者实际上给中国的当代知识人提供了一个空间。

　　学者周濂从人性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网络的自由交流，只是一个表象，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只跟我们想要交流的人交流，那些我们不想跟他们交流的人我们今天就可以拉黑他，屏蔽他，再大的圈子也会成为一个小范围的集合。

　　张柠将目前的这些情况归因于目前的舆论生态背景，大众是众口难调，发声者是实名制地去应对一群庞大的匿名制的受众，还面临着水军这种高科技制造的幻象，所以出现污名化的事情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