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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在资本绑架下，作家如何坚持独立性？

　　莫言：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写过一篇读书文章，就对小说现状深感忧虑。当时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很多小说读者变成电影院观众，汪曾祺认为小说走到穷途末日。几十年之后这样的忧虑依然存在。我想起晏殊的诗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某种文学样式衰退了，被另外的样式代替是无可奈何的，但生活里毕竟需要文学艺术，就算小说不行了也会有别的艺术形式。面对纷繁复杂信息爆炸的时代，作家需要有定力，不被外界诱惑。90年代初期一些作家下海，也有一批躲进书房写作的作家，就是后来的“陕军东征”。我也没经得住诱惑，当时写剧本3000元/集，我写了10集，一集15000(元)，税后，觉得占了巨大的便宜。结果平凹的《废都》赚得更多。有的人可以一辈子干很多事，但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干好一件事。像我这样，中等偏下智力，一件事都不见得干得好。

　　问：莫言提到作家生活中可以有好恶，但写作时应抛在一边，这种说法有点绝对？

　　莫言：中国有句老话，叫“说归说做归做”，这是个提醒，我只能尽量做到这一点。老虎活着的时候咬死很多人，咬死猪和羊，那个时候打死老虎的人是英雄，等到老虎死后再去拳打脚踢，就有些过分了。日本侵略中国战败之后，当年一些举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人摇身一变欺负日本遗孤……其实好人和坏人之间有一大段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也是作家施展的最广阔天地。

　　问：作家的社会角色与自我的关系？

　　贾平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作家的状况，生活的时代决定了作家的一些特质。现在中国作家处于大的转型期，和别的国家的社会责任就不一样，如果我生活在遗孤富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我的表达和现在也会不同。我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每个作家也无法摆脱自己的时代。

　　乌尔苏拉：我觉得作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是由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对财政局来说，我就是自由市场挣钱的公民；对出版商来说，我是和他们有合同的作家。我在德国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就是关于生活下去的部分。我对社会来说没那么大的责任，我就是一个个体存在，自愿进行写作。我觉得如果过多谈社会责任，有点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