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民情日记”背后的人文基因

“民情日记”是上世纪90年代一项群众工作创新。当年嵊州雅璜乡（现属石璜镇）党委以记《民情日记》、办民生实事为抓手实现了基层干部主动走进群众、服务群众制度化长效化，取得了显著成效，经验做法被迅速推广到全省并辐射至全国，成为基层党建一张亮丽的“金名片”。

“当年记《民情日记》是被‘逼’出来的”，20多年后的今天，当记者采访“民情日记”诞生当年雅璜乡党委书记李春阳时，他如此说。这一个“逼”字，既有外部环境的逼迫，也有李春阳这样的基层干部内心求变的逼迫。探析“民情日记”背后的文化基因，必将为新时代传承发展“民情日记”提供更强大更持久的文化源动力。

体察民情、关注民生是我国传统文学创作的源头。从《诗经》《离骚》两大诗歌源头一路奔涌而来，到唐宋诗词，明清小说，文人灿若繁星，作品浩如烟海，流转至今的，许多是摹写当时社情民意、反映万家忧乐的民情作品。《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周天子派遣“采诗官”到各诸侯国观民风、察民俗、考民情以知施政得失而得以流传，如《邶风·北风》《魏风·硕鼠》等刺虐诗、《召南·小星》《邶风·北门》等叹命诗、《豳风·七月》迄今最长的农事诗等。《离骚》是《楚辞》代表作品，抒发了作者对怀王听信谗言的深沉忧虑、对楚国百姓的深切同情，“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以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饱含屈原忧国忧民之心。在后续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响彻在王朝盛世上空，“三吏”“三别”写尽战乱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百姓生活，“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道出了北方沦陷区百姓的挣扎和绝望，《伤亭户》《煮海歌》反映出宋元盐民的辛苦劳作和拮据生活，诠释了“苛政猛于虎”的残酷现实。几千年来，反映民情、关注民生、抒发心声成为滋养中国文学之树长青的源头活水，在朝为官，抑或贬谪在外，身处庙堂，还是沦落江湖，无数正直文人秉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把社会底层的真实倾注于笔端文字，中国文学史一定程度就是民情记录史。

体察民情、关注民生是传统哲学思想的根基。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秦以法家变法自强一统华夏到宋明以程朱理学为科举取士标准，中国哲学思想一直在探究天与人、君与民相互间的关系。后来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确立了“民贵君轻”观念并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在讲求“皇权至上”的时代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听从天意安排。这份天意，实际就是所处时代的民意。“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中的天、神都是民的化身。《左传》等儒家经典将“忠于民”作为道义的根本、治国的基础。到了明代，王阳明在陆九渊、陈献章、湛若水等人心学思想基础上，摆脱程朱理学桎捁，创立了完整的心学体系，推进儒学思想达到新高度，被后世称为“新儒学”。回顾王阳明一生，他之所以能创立心学体系，离不开其在赣南担任地方官时的从政经历，如将衙役所持的“回避”“肃静”牌子改为“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希望老百姓能直接向他反映基层问题，从此他的办公大堂成为百姓上门倾述委屈、反映民生疾苦的民生议事堂，王阳明也将儒家所倡导的民本思想付诸实践，赣南成为王阳明一生事业的重要节点，奠定了心学走向集大成的坚实基础。阳明心学所蕴涵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彰显了祛除个人私欲之魅后的光明心，是“以百姓心为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封建官场中难能可贵的惊鸿一瞥。

体察民情、关注民生是考评官员政绩的标尺。爱是相互的。百姓爱好官，因为好官肯定爱百姓，一名好干部肯定是将百姓冷暖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的。“民情日记”所采取的干部走下去访民舍、记民情，这就是焦裕禄在兰考时期所说的“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其中折射出的就是帮助群众办实事的政绩标准，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所指向的正确方向。天地间有杆秤，秤砣是老百姓。干部心中是不是装着百姓、是不是把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衡量政绩大小的关键变量。宋代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流放之地一个比一个偏远，但其每到一地，都关心民生疾苦，如在杭州疏浚西湖、建安乐坊（国内最早公立医院雏形），在黄州开荒种地、在惠州、儋州开馆授课，在登州治理海防等，最终在百姓心中竖起了不朽丰碑。明代王阳明担任江西地方官时，十分注重对乡民的道德教化，针对民风彪悍、匪盗横行的现状，亲自拟定实施《南赣乡约》，有效纯朴了乡风民俗。《南赣乡约》成为我国首部官方制定并推行的乡规民约，至今依然在当地基层治理中发挥作用。

文化，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找到并探析“民情日记”背后的人文基因，有助于在新时代传承发展“民情日记”中坚持为民利民初心、担当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使命，真正将日记“记”在干部心坎里，办在群众急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