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即教育从细节渗透做人的道理

　　“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什么样的教育。”陶行知先生曾对此做过生动阐述。平民学校的生活，处处都是教育。

　　吃饭前，餐厅里会举行一个特别的仪式：表达感恩。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觉不舒服，但是，如果你亲临现场，则会对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语言报以会心的微笑。

　　通常，生活老师会小声鼓励几名同学说出各自要表达的意思，而后挑选其中一名带领全班同学诵读他的感恩之语。一个小女孩站起来，背着双手，她每说一句同学们就跟着念一句：“我们感谢自己的双手，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以后也要这样去做。”二年级的一个男生带着大家感谢“公鸡和母鸡”，前者“打鸣叫我们起床”，后者“让我们能吃到新鲜的鸡蛋”。感恩完毕，领读的同学说：“请大家吃饭。”众人齐声“谢谢”。

　　大家感谢过聂伯伯、父母和帮助过自己的人，有一天，不知道该感谢谁了。老师给孩子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感谢小鸟，让我们听到了欢快而清脆的鸟声。我们感谢宁静的夜晚，让我们能够很好的进入梦乡”。

　　于是，这个简陋的餐厅里常常飘出五花八门的感恩之语。张晓琳说：“我们鼓励孩子有感而发，并训练他们的表达能力。”

　　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没必要搞这种“形式”。张晓琳态度坚决，“说比不说要好”，因为“渗透总是从概念开始，然后再渗入灵魂深处的”。“我们要让孩子们认识到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而且要去做。”女校长语速很快，她说，“如果连意识都没有，将来怎么去做？”

　　从一些细节的设置可以看出学校管理者的良苦用心。“要创造可以让孩子直接感知的情景。”张晓琳说。不去商店购买衣服，而是把裁缝师傅请来，给孩子们一个个量体裁衣。把用完的牙膏都收集起来，放在脸盆里，告诉孩子们可以从它的侧面剪开，挤出残存的膏体，用来清除脏物。剪开的牙膏皮和换下的旧牙刷把两个脸盆堆得满满的。

　　这样的细节都可能会被张晓琳纳入“思想品德课”的内容，她亲自上这门重要的课程。民国时期的三套国语教材，“与生活息息相关，孩子们易于理解”，成了她自编教材的重要来源。一年级的学生开始从图画中了解什么是“诚实、敬师、守秩序、讲公德”，他们不断地受到鼓励，把从图画中观察到的情景、意思大胆地说出来，并联系自己的经历参与讨论。

　　三年级的孩子开始学习怎样去操作那些抽象的词语。他们会被告知不守时的后果，无法守时该怎么办，为何人人都需要遵守规则？“有些事情很难解决，需要寻求老师的帮助，该如何与老师沟通呢？”教材会举例说明，教他们这样做：第一步，有礼貌地提出请求；第二步，讲出事情的发生经过；第三步，提出自己的建议；第四步，有礼貌地道别。

　　张晓琳憎恨空洞的说教，对这种“思想品德”的教育，她主张要有不断的后续动作去强化，比如有效的班会。“你会很惊讶，孩子们想说的话太多了，一个小时常常不够。”三年级的班主任吴小红说，“他们敢于批评和承认错误。”生活老师也被邀请参加，一起讨论学生们的日常表现。

　　每周一次的班会能让学生踊跃发言的秘诀只有一个：主题事关他们的生活。不管是“说真话”还是讨论“态度决定一切”，每个主题的诞生都需要班主任结合一周的细致观察和学生出现的具体问题。

　　“今天说一说寝室纪律，就拿戴××同学星期四大清早睡不着在寝室大声瞎喊的事来讨论。”老师说。很多同学批评了这种行为。

　　“同学们都知道戴××同学的行为是不好的，你们觉得该怎么做？”

　　一名姓李的同学回答：“老师打起床铃才起床，没打就不能起来，打扰其他人。”

　　“要是没到起床的时间，但有的小朋友睡不着，那该怎么办？”

　　“把眼睛闭上”。有人说：“眼睛可以睁开，但不能讲话。”还有同学表示：“如果我睡不着，看到别人被子掉在地上，就慢慢地走过去帮他捡起来盖好。”

　　在平民学校，老师们反对学生“打小报告”，但把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视为值得大力培养的校园风气。班主任有时会笼统地要求大家“说说这周发生的不好的事”，结果连那些刚进校时最喜欢说谎的孩子都表现得很坦诚。他们自我批评，还主动请罚。有人故意关掉厕所的灯，使得正在上厕所的同学陷入黑暗之中，或者“经常拿别人的小刀、尺子”。

　　“在教育部门，要改变那种忽视甚至牺牲学生身心健康、一切围绕升学转的现象，想做点实验，是推不动的。”凌海东感叹，他做过多年休宁县的教育局局长，2005年离职后出任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皖南总特派员，协助聂圣哲管理平民学校和木工学校后，终于看到了希望。“这里的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部家庭的苦难史。”凌海东说，但他们现在的成长很愉快很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