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医传奇

　　一个流派的形成，一个品牌的崛起，不外乎两大标志：一是出人，二是出书。正是三朝御医戴思恭、一代宗师张景岳、绍派伤寒奠基人俞根初以及《景岳全书》、《通俗伤寒论》为代表的名家和巨著，支撑起了千年越医品牌。

　　三朝御医戴思恭

　　明朝的戴思恭是所有从医者的骄傲，作为三朝御医，他有一项特权：遇到天气不好的日子，可以不用上班。当时管这叫做“风雨免朝”；见了皇帝，可以不下跪，叫做“朝见免跪拜”。这是那些老资格的文官武将也不敢想象的特权。医生做到这份上，也真是够牛的了。

　　戴思恭牛在有真本事，有例为证：一次，皇后得异疾，舌出不能收，戴氏应召敷以消风散，立愈。这样的传奇多了，真是不牛也难。

　　戴氏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在学术上继承了丹溪学派“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并有所发挥，提出“阳易亢，血易亏”气血盛衰理论，强调顾护胃气，辨证精到，施治圆活。著有《证治要决》、《推求师意》、《本草摘要》等，被誉为“国朝之圣医”，名震朝野。

　　三品正教傅懋光

　　也是明朝，也是一个绍籍御医，名傅懋光。傅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少时为生活所迫走上了学医之路。当时东北一带流行时疫，傅制方救人，“所活甚众”而“不取其利”，一时医誉大震。返回京师后，又遇时疫，傅再展身手，并一举打进宫庭。

　　正应了“机会属于有准备之人”的名言。明万历四十五年，朝鲜国派遣内医院御医就医药学有关问题就质于明太医院，明朝庭对此甚为关注。经过调查发现，傅氏曾任太医院教习官，又在东北一带治过疫疾，学验俱丰，遂被任命为正教。傅懋光主持讲学期间，和朝鲜医官一问一答，对答如流，并留下了答辩纪要《医学疑问》，为天朝挣足了面子，创造了中医药中外交流的一个成功范例，同时，他自己也官升一级。

　　傅氏的鸿运远没有结束。后来因多次为皇上治病有功，接连封官晋级，直至“正三品”。傅氏用自己坚实的足迹，丈量了在那个时代“一个医官能走多远”的里程。

　　一代宗师张景岳

　　张景岳无论于越医还是于整个中医史，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也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高峰。

　　二十多年前，浙江医界就成立了张景岳研究会。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连建伟教授说：“张景岳与其《景岳全书》，论其整体性，全面性，辨证性，至今无人能超越。四百年前的《景岳全书》，现在还是中医药大学的教科书。”

　　张景岳军人出身，足智多谋，用兵不拘一格，这一点也影响到他的医药观。在长期的实践中，结合研究《内经》，针对传统的中医观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他大胆地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等理论，提倡温补之说。这是中医药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

　　张景岳在制方用药方面也颇有特色。他认为“用药如用兵”，创八阵之说，自制新方，屡见奇效。其中如左归丸、右归丸、济川煎、玉女煎、两仪膏等著名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医生喜用。

　　张景岳主张对症下药，灵活用方。一日，有一小孩误将铁钉吞入喉中，剧痛难忍，命在旦夕。他用活磁石一钱，朴硝二钱，并研为末，令以熬熟猪油加蜜和调药末，嘱小儿服之。竖日，小儿解下一物，药护其外，钉在其中，苦痛立失。

　　此虽为牛刀小试，但由此可见张氏圆活施治的缩影。他总结道：硝非磁石不能使药附钉，磁石非硝不能逐钉速出，非油无以润，非蜜未必吞。四药相辅相成，共同为力也。张景岳选方用药之灵活，由此可见一斑。

　　张景岳是医界知行合一的典范，他精通《易经》，主张医易同源，先后用30年时间编成《类经》，对《内经》分门别类，详加注释。晚年将其毕生临证经验进行系统总结，著成《景岳全书》，终成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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