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林与爱人张华合影
胡宗林
1920年生,四川理番(今理县)人,藏族,藏名仁钦索朗;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入抗大第六分校学习。后任太行军区分区武工队分队长、第四野战军营教导员;建国后,历任中共雷南县委书记、西藏工委日喀则分工委副书记、山南专署专员、西藏自治区民政局局长、自治区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离休,现居成都。
人们常常用“爬雪山,过草地”来形容长征的艰苦卓绝。红军翻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夹金山。仅仅翻越一次就十分困难,很多红军战士长眠在雪山深谷。而一位藏族老红军竟然翻越了12次,创造了长征途中的奇迹。这位令人尊敬的老红军就是胡宗林,采访中,胡老讲述了长征中他在雪山草地来回几趟的传奇经历。
与妇女团并肩战斗
1935年5月22日,红四方面军9军的一部从茂县附近西渡岷江,分别向理番(现改名为理县)、黑水前进。30日,进占理番县城薛城。31日,占领杂谷垴。6月3日,先头部队进抵理番通往懋功的要地猛固。从此,胡宗林的命运也跟着改变。
我是四川阿坝理番人,出生于1920年。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藏族农民,他一辈子受苦受穷,去世得早,我没有见过我的生身父亲。后来母亲改嫁了,继父是汉人,叫胡德昌。
红军到理番县不久,就开始招兵,他们叫“扩兵”、“扩红”。我对红军的了解多了,也有了感情,就想当红军。当时我也不懂什么革命道理,只认准了一个理:当了红军,再不用伺候人,再不会挨打挨骂,也不会饿肚子,还有大米饭吃。
我加入了红四方面军31军,被分配在学兵连。学兵连,培训的时间长一些,作为干部来培养。
有一次,整个连队被调去参加攻打杂谷垴喇嘛寺的战斗。杂谷垴喇嘛寺是我们地区最大的一座寺院,平时有几百个喇嘛。红军到理番县之前,国民党的特务分子也潜入寺院,挑动喇嘛与红军作对,被红军打垮、打败的国民党散兵败将,也跑到寺院,此外还有当地的屯兵和土匪,都汇聚在寺院,提出所谓“武装保卫寺院”的口号,来反对红军。
6月18日,总部命令妇女团担任进攻杂谷垴喇嘛寺的任务。同时命令我们学兵连参加战斗,要求我们在19日上午务必赶到。我们提前一天,于18日上午赶到。
我们到达时,战斗已经打响。妇女团有三个连投入战斗,从三面向寺院发起猛烈进攻,还有总部炮兵的炮火支援。枪一响,国民党散兵败将和特务分子早就跑得不知去向,喇嘛和屯兵乱作一团,红军从三个方向冲进寺院,打死打伤数十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上级命令我们学兵连协助妇女团打扫战场,帮她们烧水做饭,抬担架。这次战斗,红军的损失很小,只有几个伤员,没有一个同志牺牲。我们看到妇女团的战士们,穿着整齐的军装,戴着八角帽,扛的全是德国造的马枪,口径都很新,一人一支枪,一把大刀,威风凛凛,神气得很。我们都非常羡慕。
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不觉得难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懋功会师后,中央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制定了北上抗日的方针。
我们离开家乡,跟随四方面军总部,第一次翻越夹金山,向阿坝挺进。开始进军时,又把我派到先遣队的收容队,负责收容前面兄弟部队留下的伤病员和掉队的战士。
当时由于我自己年纪轻,身体好,从小受过苦,翻山时也没有觉得太苦、太难。
我牵着我的建昌马,把高原反应严重、走不动路的战士驮上,送过山去,然后又翻过山来,接别的同志。有时帮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驮背包和粮袋,让他们徒步行军。
这样,几万大军,走了将近十天,光我们31军1万多人,也走了四、五天。这些日子里,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因为是一段一段送病号、驮背包,送一段又返回来,所以只算过一次。由于我表现好,第一次过夹金山,受到地方部和收容队领导的表扬。
过了大雪山,就往若尔盖大草原走。
水草地很难走,一天也走不了多远。早上出发时,往前看,可以看到前面在冒烟,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回头望,可以看到远处还在冒烟,那是我们昨天的宿营地。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艰难地往前走。每天宿营的地点,都是先头部队事先侦察好,安排好了的,选在比较干燥的地方,插上红旗,作为标志。最后一支部队路过后,就把红旗拔掉,说明部队已经全部走过了。
走了几天,我们到了葛曲河边,接到上级命令,停止前进,就地休整。两天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部队不北上,而要南下,往回走。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到了葛曲河边,命令我们“停止前进,就地休整”。
懋功会师后,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而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加上地方武装等人员,有10万多人。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突然下命令,要四方面军南下。张国焘提出“打到成都过年”,“想吃大米,就要南下”等口号。他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说:“红军北上,不拖死,也得冻死、饿死。”
当时,有的部队已经进入草原纵深地带,到达麦洼;有的部队快走出草地,到甘肃边境。我只走到半路。这是第一次过草地。张国焘一声令下,几万大军,又折回来,往阿坝走,这算第二次过草地。打了一个来回,损失很大。
四方面军里四川人很多,由于水草地实在是太艰苦,太难走,一听说不走水草地,要往回走,要到“成都吃大米”,大多数人都非常高兴,后卫变前卫,争先恐后往回走。有的同志说,我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撒尿也不朝这个方向撒。我们收容队也成了先遣队,一些伤病员走得比一般人还要快。
这年10月,部队又回到了理番地区,我们红31军也回到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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