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睡了，安静地睡着了。

　　在一阵忙乱、紧张、忧虑和恐慌过后，突然的宁静反倒让我们有些难以适应。我们四兄妹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说：“看来要打持久战了。现在四个人在这里也没用，时间也不早了，你们都回去睡吧。我陪着妈。明晚派人来替我，”

　　他们都说好，然后一一离开了，带着一脸的疲倦和忧伤离开了。

　　我靠在床档上打了个盹，发现母亲还静静地睡着，呼吸依然平和。我这时的心情很复杂。既希望母亲能醒来，同我说说话，但又怕她醒来，因为刚才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还在我耳边回响。

　　天亮了。母亲还熟睡着。整整一夜，没进来过一个医生，护士也只是在我按铃时才来一下，无非是换换盐水瓶什么的。太阳升高了，黄色的阳光照在母亲蜡黄的脸上，母亲睡得很沉。我想，母亲大概是太累了，她已经精疲力竭。那就让她多休息一会吧。呵，请原谅我的幼稚和无知，因为在这之前我的确没见过一个脑溢血患者的治疗过程，我甚至还没陪一名重病人去过医院。

　　午后，母亲还在沉沉地睡。我开始感觉到不对劲了。

　　到下午三点，母亲依然故我。我就跑进了医生办公室。我对医生说，有一个昨晚送来的脑溢血病人，已经睡了十七、八个小时了，还没有醒来。医生一听，也大吃一惊，急忙翻记录，估计他们是把我母亲给忘了。这时我忽然想起，从早上到现在竟没有一个医生来查过病房，天哪，他们真的把我母亲给忘了！那个医生也急了，他连忙叫上另一个医生，急匆匆地赶到我母亲的病房。两个医生，一个拨开她的眼皮，用手电照了照；另一个用一根针在她的光脚板上划了一下。

　　母亲的脚剧烈地抖动了一阵。

　　我觉得有些欣慰，母亲的感觉还很强。

　　但事实证明我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幼稚和无知。

　　那个用针划我母亲脚板的医生立刻走出病房，叫来几名护士，还推进来一辆担架车。大家(包括我)又把母亲送进了CT室。

　　做完CT，刚将母亲安顿好，医生便把我叫了去。医生告诉我：这病人没救了。

　　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当时的感受，暂且用“五雷轰顶”吧。我楞了一会，对医生说：“难道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不是还可以动手术吗？”

　　“做开颅手术，成功率很小很小。”医生说。

　　“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我坚定地回答。

　　“那好，”医生说，“你马上跟家人商量一下，并立即做好手术前的准备。”

　　我迅速给大妹打了电话。很快，大家都赶到了病房。我把医生的话和我自己对医生说的话全告诉了他们，病房里立刻响起了哭泣声。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态度很坚决。于是我们就着手做准备。其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最大的准备就是给母亲理发。我们从外面叫来一名理发师，花二十元钱给母亲剃光了头。

　　母亲被剃了光头，她的脸又黄又皱，看上去像个营养严重不良的八十岁的老尼姑，而原来的母亲是多么的端庄，多么的美丽。望着母亲的这个光头形象，我泪如泉涌。这形象已经永远无法从我脑海中抹去。

　　我记得在母亲死后不久，大概是头七刚过，我在梦里见到了她。母亲站在我家门口，两只手举起，抱着光光的脑袋，瑟瑟发抖。我大吃一惊，喊道：“妈，你怎么站在那儿，快进来，快进来呀！”母亲没进来，她站在门口说：“孩子，我冷，我好冷啊！那风儿吹到我的头上，又冷又疼。”我想冲出去，一把将母亲抱住，却怎么也提不动脚。我拚命挣扎着，由于用力过猛，我仆倒在地，我就朝母亲爬过去，爬过去，眼看就要爬到母亲身边了，母亲却像《红楼梦》里的那个空空道人那样随风飘走了。

　　我猛然惊醒，身上冒出了冷汗。我再也睡不着了，打开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出神：母亲啊，你究竟来自何处，你又到底要飘向何方。

　　第二天，我到一个地摊上，买了一顶厚厚的棉帽，来到绍兴城南的香炉峰脚下，母亲的坟墓边，化了。我不知道那顶厚棉帽是不是真的能为母亲的头遮挡寒风，我唯一能知道的就是这一行动稀释了我内心的不安：因梦见母亲而带来的极度的不安。

　　给母亲剃完头以后，我们走进了医生办公室，准备去签字。可这时，那个医生竟打起了退堂鼓。

　　“怎么？你们真的要做开颅手术？”医生说。

　　“当然是真的。”我们回答。

　　医生叹了口气，说道：“这手术真的没必要做了。CT报告上说得很明白，病人是多点出血。手术再怎么做也止不了血。老实对你们讲，如果手术有百分之几的成功率，我也会做。但现在的问题是，成功率为零。”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我大声责问医生。我的脑子里又浮现了母亲那老尼姑一样的头皮。

　　医生说：“其实我刚才已对你说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了。我以为你们经过商量后会放弃的。我劝你们还是算了吧，不要拿几万块钱打水漂了。退一万步讲，即使手术成功，像病人这种情况，也只能是植物人。你们再郑重考虑考虑。”

　　大家回到病房商量，这时候，虽然谁都没有说要放弃手术，但语气已经明显不如刚才那般坚决了。说句实话，听了医生的那番话后，我的心里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想法。

　　既然希望已经是零，还有没有必要花上几万元钱？

　　既然母亲已注定要走了，难道还要剖开她的头颅吗？

　　如果母亲真的成了植物人，那么，接下来的日子将怎么办？

　　我相信我的这些想法他们三兄妹一定也有，只是谁也不愿说出口罢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不愿说出“放弃”二字。大家都想实现自己内心的想法，同时又希望由别人来承担这个责任。应该说，这是人之常情。要不然，人就不是最自私的动物了。

　　大家都沉默着。

　　最后，还是小妹夫打破了僵局。

　　“叫老头子定吧。”小妹夫说。老头子是我们在背后对父亲的称呼。

　　“那不行，妈恨老头子。他有这个资格吗？”小妹马上表示反对。

　　“废话！”小妹夫不满地看了她一眼，“他俩又没离婚。老头子还是一家之主。”

　　说句心里话，我们也觉得小妹的话是对的，但大家(包括小妹)考虑了一会儿，依然同意了小妹夫的建议：让“一家之主”的老头子来决定。个中道理不言自明。

　　事实上我早上就已经跟父亲通了电话，向他通报了母亲的情况。他也想来医院看看，但我阻止了他。我怕母亲见到他会生气，从而加重病情。现在，我又拿起电话，告诉他母亲目前的病情，以及我们的想法。

　　没想到父亲在电话里不加思索地对我说：“你妈恨了我一辈了，我没资格作决定。一切都由你们四个子女定吧，我听你们的。”

　　我不清楚父亲的真实想法。也许他说的是真话，也许是他一眼就看穿了我们的阴谋诡计，我母亲以前就常说，我父亲是个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人。反正，父亲又把皮球给我们踢回来了。

　　大家又沉默了。

　　这回轮到我大妹夫提建议了。大妹夫说：“叫大舅来定吧。”

　　在我们绍兴，舅舅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家中有什么大事要决定，如分家什么的，必须有舅舅在场，有什么纠纷要解决，也必须由舅舅来主持公道。

　　“好啊，就叫大舅来定吧。”大家好象得了救星似的一致同意。

　　我又拿电话接通了远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大舅。我向他报告了母亲的情况和我们内心的纠结。

　　大舅想了一阵子，回答了我们。他的回答像父亲一样干脆：“你们放弃算了。”

　　大舅在电话里讲了两点理由。第一点与我们心里想的大同小异。至于第二点，大舅说：“你妈这人我太了解了，从小就心高气傲，自尊心特别强。你们即使把她救活，也会落个终

　　生瘫痪，那样的话，对你妈来说简直是生不如死。你们还是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吧，”

　　大舅一锤定音。大舅解决了我们的难题。大舅真好。

　　见我们决定放弃，医生就建议我们早点离开医院。病人随时都会死去的，一旦死在医院，连尸体都拿不走，现在回家，兴许还有时间准备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