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带着母亲又坐上了医院提供的急救车。这时的急救车已没有了救命功能，而是把我母亲送向死亡之路。

　　我们是后半夜离开医院的，这正是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时分，但天上乌云密布，地上一丝月光也没有，漆黑一团。

　　要下雨了。

　　车内没有开灯，黑糊糊的。车头灯回照进来的一点光亮，时明时暗，显得神秘而狡黠。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急救车一路颠簸，我的心也在一路颤抖。一种莫名的不安袭上了我的心头。

　　母亲就这样回家等死吗？是不是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呢？不错，医生是说毫无希望了，可会不会是他怕担风险呢？虽然最后的决定是大舅作出的，但我们能逃避得了责任吗？假如还有一线希望而我们却主动放弃，将来母亲的在天之灵会怎么想呢？如果真的这样，那么，我将罪孽深重。

　　在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都无法从这一阴影里走出。直到几年后的有一天，我才有所摆脱。

　　那天，快要下班了，我的一位年纪还不到四十的同事，突然脑溢血暴发，倒在办公室里，也是一只手和一只脚不会动了。我和另外几个同事立即把他送到医院，不久，他的亲人们也都赶到了。一开始，他的神智非常的清醒，能和他们说话交谈；过了一会，突然剧痛不止，惨叫不止，挣扎不止。那一声惨过一声的惨叫把亲人们的心都叫碎了。正当大家万分焦急，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停止了惨叫和挣扎，睡着了，静静地睡着了。

　　这情景与我母亲当年的情况如出一辙。

　　亲人们都松了口气：终于不疼了，终于安静了。我看到他的母亲双手合拢，口中念佛，她在感谢上苍的保佑。

　　可我的心却在流泪。我在心里说，善良的老母亲啊，这可不是好兆头呀，您的儿子恐怕不行了。然而，这话我是不能说出口的，在那样的环境下，我怎么能说出口呢？不，我不能说，我也不敢说。

　　果然，医生对他们说：病人没救了，已来不及动手术了。

　　当然，他与我母亲不同，他年纪要小得多，又是公职人员，医疗费全报，家人坚决要求死马当活马医。最后的结果是跟我母亲一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是脑袋上比我母亲多了一道伤疤。

　　急救车一路颠簸，快要到家了，是我父亲和我母亲共同生活的家。而不是母亲与我父亲分开后独自居住的家，因为那里是不可能容纳我母亲的，那里并不是我母亲的归宿，虽然那里有她独立自由的天地，有她的《红楼梦》和鲁迅小说，还有那只基本上只用来放越剧的老式录音机。

　　到家了，终于到家了。我们把母亲安顿在床上，安顿在那张她可能已有些陌生了的床上。我们仍然给母亲挂上吊瓶，插上氧气，氧气是我小舅从附近一家他熟悉的工厂里弄来的，是工业用氧气，是一只很大的钢瓶。我们想尽量延长母亲的生命。

　　我们开始准备母亲的后事。在准备后事的过程中，大家唏嘘不已。话题基本上只有一个：母亲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善良。总而言之一句话，母亲有点像焦裕禄：心里装着别人，唯独没有她自己(我读中学时，语文课本上有新华社的一篇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记得有个小标题的原话就是这样写的)。

　　然而，我倒宁愿相信我大舅说的话，他说我母亲的自尊心超强。而超强的自尊心的背后则是超强的自卑感，我认为此话是真理。

　　不错，母亲是善良，这一点只要想想母亲发病时的表现就清楚了。还有，我小舅一面跟着大家唏嘘，一面给我们讲了一件往事。他比我母亲小十岁，有一天，我母亲抱着他，不小心，把他的小脑袋撞到了门框上，小舅哇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便自己也往门框上咚咚咚地狠命地撞了三下，她要做一下试验，了解一下弟弟撞得到底有多疼。小舅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红了。小舅的意思是：我母亲从小就善良。

　　二姨也在唏嘘声中给我们讲了个故事。

　　1960年，我母亲带着才三岁的我哥住在娘家。那可是最饥饿的年份，外婆家兄弟姐妹多，吃不饱，每个人每顿饭都是限量的，只有我哥管他吃饱。于是，吃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要给我哥喂饭。喂饭时，总要喂一口问一句：饱了吗？饱了吗？只要我哥略一点头，就把余下的饭刷刷两下就扒进自己的嘴里。问题是，我哥基本上都是摇头的，很少点头。二姨的黑色幽默使我们都笑了起来，这也算是让我们从悲伤中找到一点乐趣吧。可接着二姨就把话锋一转。她说，有天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每人一碗菜泡饭，刚要吃，门口来了个要饭的，手里拿着个空碗，耷拉着脑袋，坐在地上，他也没向你讨，只是坐在地上，看样子已饿得连要饭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母亲见情，就跑过去把碗里的菜泡饭全都拨拉到他碗里，拦都拦不住。而母亲当时肚子里正怀着我，食量特别大。于是，外婆外公和兄弟姐妹们纷纷痛骂我母亲。可骂归骂，最后各人还是只好把自己碗里的饭匀一些给我母亲。毕竟，母亲怀着我啊。

　　二姨的意思也很明确：母亲长大后有一副菩萨心肠。

　　然而，我仍然更愿意相信大舅的话。母亲有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来源于她的超强的自尊心。

　　母亲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她的病情，除了怕破坏我们的兴致外，有没有怕我们讨厌她的成分呢？

　　我常在在节头节尾回家探望母亲，并给他一点钱，或五十，或一百，但母亲总不肯拿，嘴里说“我自己有，我有钱。”要和我推来推去地推好长时间才收下。收下后她又到外面跟别人炫耀，往往把五十说成一百，把一百说成二百。

　　母亲死后，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们在箱底找到了一万多元现金。那是上世纪九十代，对母亲这样没有收入的人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那是母亲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多攒点钱，一旦犯病，至少可以少向儿女们要。

　　看到那一万多元的现金，我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好几年前，母亲对我说，你离家远，饭钱不用每个月寄给我了，太麻烦。等到过年回家时一块儿给我好了。我心里想想也是，一个月一个月寄确实有点麻烦，就照她说的办了。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这样做是有她的目的的。可以肯定的是，从那时起，她从没花过我的钱。

　　天哪，我还欠着母亲十个月的饭钱呢！母亲啊，现在你叫我怎么还啊！

　　我母亲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解放后中途缀学，她常说她的命运就是给这中途缀学毁的。所以，她最大的愿望是我们的儿女能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于是我们兄妹决定，把母亲留下来的那一万多元钱作为儿女们的学习奖励基金。

　　总之，我母亲有自卑感。

　　母亲小时候靠她的父母养活，长大后靠我父亲养活，老了，又靠儿女们养活，从来没有自己养活过自己。她觉得活着没有尊严，而她偏偏是个自尊心特强的人。拿我大舅的话说，我母亲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其实，谁不想有尊严地活着呢？

　　我曾在网上看到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先生的孙女，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女士的一篇文章，她说，西部地区的一些老人，拿着一个月五十元的基础养老金，在她面前连声说共产党好，政府好。因为他们可以不向或少向儿女们要了。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老人。前年，我们这里搞养老金补办，有个已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将他几乎所有的积蓄五万块钱全拿出来去办养老保险，子女们，也包括一些不相干的人都劝他别办了，这么大年纪了不值。但他坚持要办。为什么？为了活得有尊严。他想尝一尝在每个月规定的日子，拿着一本红色的活期存折趾高气扬地到银行去领钱的滋味。

　　是啊，那滋味是美好的。如果在那个规定的日子里领不到钱，你可以发怒，你可以骂娘，你甚至可以拨打市长热线。那么，向孩子要钱呢？如果你的孩子按时给你钱了，你就会到处夸耀：我孩子真孝顺，按时给我钱，连日子都不拖。如果他拖欠了，或者忘记了，你是决不敢轻易去讨的，除非万不得已。

　　我也看到过一些因没有医疗保险而患上了严重忧郁症和焦虑症的老年人甚至中年人，因为他们过度地关心自己的身体。

　　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这好像是温家宝总理常说的一句话。窃以为上届政府的最大亮点就是社会保险，但还不多够，希望本届政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