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9年的5月，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欢快而热烈的歌声，绍兴解放了，东浦解放了。
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迎接解放，迎接解放军的到来，迎接新政府的诞生。镇上组织了宣传队，腰鼓队，秧歌队，还组织了舞龙舞狮队，我们东浦的舞龙舞狮历来是全绍兴最棒的。人们贴标语，喊口号，放鞭炮，点灯笼，欢歌笑语，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龙腾虎跃，一句话，自从盘古分天地，东浦镇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我母亲当时正在读初中，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秧歌队。母亲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尽管她不知道解放对她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尽管她从她父母，她的大姑婆等人的脸上看出了他们内心的惶恐。是啊，他们有理由惶恐，虽然他们家没有田地，也没有多少家财了，但她们家的历史太复杂。做过县太爷的太爷爷就不去说他了，光说她的爷爷，就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副乡长，共产党会怎么对待她们呢？
但我母亲迎接解放的热情依然高涨，发自内心的高涨。这里有她小姑的作用。
我母亲的小姑，就是我外公的小妹，比我母亲只大了十岁。我母亲的小姑也是个才女，年纪轻轻就做了小学校长。当解放大军还没打过长江的时候，她就开始联络一些人做迎接解放的准备了。她很喜欢她的侄女，认为她的这个侄女聪明好学，将来会有出息。所以，她在还没有解放的时候，就对我母亲讲解放的意义了。小姑说，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就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就像菩萨一样，菩萨不是讲要普渡众生吗？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家。我母亲很崇拜她的小姑，对她说的话深信不疑。而且，我母亲读高小时就已经开始读鲁迅的小说和文章了，她从鲁迅的小说和文章里就隐隐约约觉得这个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应该推翻。
我母亲后来对我们说：“我估计我小姑是个地下党员，至少也参加了进步组织。”
然而，当解放的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母亲的小姑却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因为她病了，她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惊吓。
我父亲也回到了他的家乡。父亲是4月里才回到家乡的，还不到一个月，他的家乡就解放了。他在外地给地主放牛，那地主对他很凶，所以他只给他家放了一年的牛，就逃走了，独自逃到大城市杭州去打工。那一年，父亲16岁，父亲的胆子真大。
在杭州，父亲进了一家特色菜馆，给厨师打下手。菜馆老板本来是不想收他的，但父亲当时钱已用光，饥肠辘辘，菜馆子内飘出来的肉香鱼香诱得他馋涎欲滴。于是，他对老板说，只要管他吃住，一分钱不要，给他白做。老板想了想，觉得合算，就把他收下了。
父亲在那家特色菜馆里只做了一个月，竟奇迹般地只凭一双眼睛就学会了好几种特色菜的做法，又过了一个月，竟又奇迹般地在厨师生病或有事不在的时候可以代替他上厨了。我想，这或许是因为父亲这人特聪明，或许是因为他从小饿肚子，对吃这类东西特别感兴趣。
于是，老板很高兴，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并给他发工钱了。
有一天，当地的一位流氓大亨，赌场老板来菜馆定了一桌酒水。菜馆老板对此非常重视。临上菜前，他亲自进厨房检查，当看到店里的一只招牌菜“砂锅炖鸡”时，大吃一惊。砂锅里的那只鸡太小了！砂锅那么大，鸡汤那么满，那只小小的鸡显得很委琐。
“你叫我怎么拿得出去啊！”老板指着厨师的鼻子骂。
厨师默然不语。
“这下可叫我怎么办啊！”老板骂过后，便急。那流氓大亨可得罪不起呀，他一不高兴，
是要砸馆子的啊。而重新去买，显然又来不及了，客人都已经到了。
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正在这节骨眼上，父亲说：“老板您别急，我有办法。”说着就从柜子里拿出刚做好的饺子。南方人的饺子不同与北方人的不一样，特别的小巧玲珑。父亲往砂锅里放了二十来只饺子，饺子在鸡的周围翻滚，整只砂锅立马好看起来了。
老板的心情也有所缓解了。
更让人称奇的是，我父亲从来没上过学，可他居然悄悄地在老板的耳边说：“上的时候就说它叫‘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多好听的名字。
果然，客人们见到这道菜时，纷纷叫好。
这“百鸟朝凤”后来成了菜馆里的又一只招牌菜。
于是，老板就把原来的那个厨师开了，叫我父亲取而代之。老板将自己所有的绝活毫无保留地教给了我父亲，并一再给他加工钱。老板怕他跳槽。
在菜馆子里的那些日子里，正是父亲长身体的时候，菜馆里吃得好，油水足，父亲生长发育得很快。父亲变得又高又大，就像他的父亲当年那样。父亲的脸也胖了，脸色白里透红，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我父亲的姐姐，我的姑姑说：“那些日子，你父亲长得可好看了，就连老板的女儿也看上他了，老板本人也中意。只可惜没有缘分。”
可是，几年以后，父亲却离开了那家特色菜馆。
我母亲说得一点没错，我父亲小时候虽然吃尽地主的苦头，可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想当地主。
由于父亲当了几年掌勺厨师，他又十分的节俭，积攒了不少钱。他估计拿着这些钱回家，能买二亩田，还可以买一间屋。然后，用那二亩田做基础，通过一年又一年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让那二亩田变成二十亩，二百亩，成为地主。做厨师并非他的理想，做地主才是他梦寐以求的。
但这只是我父亲自己说的，我姑姑的说法和他有所不同。姑姑说，我父亲离开菜馆子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又呆了一年。
但不管谁的说法对，反正我父亲在1949年的4月份回家了，而且带着不少钱，而且准备买田买屋。
问题是父亲并没有用上他的那些钱，他回家不久，他和我奶奶就分到了二亩田和三间屋，这已经超过了我父亲当时的愿望。看来，这天上掉馅饼的事还真的不是没有。
父亲也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解放后的活动。他没有文化，也不会唱歌跳舞什么的，他加入了民兵队，抓坏人，斗地主恶霸，维持治安。然而，他与我母亲不一样。我母亲的热情主要来自于那些大道理以及她对那些大道理的理解，而父亲的热情则完全出于他所得到的实际利益，具体点说就是那二亩田和三间屋。因此，两个人的境界也不一样。
跟你作个对比吧。
解放的第二年，朝鲜战争爆发，政府动员老百姓捐款捐物，捐飞机大炮。还要求大家
购买“胜利公债”。我母亲不仅将自己的所有零用钱都捐了出去，还积极动员她的父母亲戚购买公债。而我父亲往往对这种事退避三舍。有一天，有人来动员他买胜利公债，他问：“要多少？”
当对方说出一个数字后，父亲惊讶地说：“啊，要这么多？胜利公债都要这么多，那败利公债呢？”
对方听了十分气愤，跑回去向政府报告了。
于是父亲被叫走了。被狠狠地训了一顿。好在我父亲三代贫农，苦大仇深，要不然，很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然而，我父亲终于没有做成他的种田发家梦，原因便是朝鲜战争的爆发。那一年，父亲应征入伍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我父亲那时对当兵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他还在做着种田发家之梦。但父亲出身贫苦，根红苗正，身体又长得高大结实，他不去当兵谁去当啊。父亲没办法，只能走。不过，政府也对他承诺：“家里的田你放心，我们会派人替你种的。”
父亲后来很原意跟我们讲他当志愿军的那段历史，虽然他并没到朝鲜，并没见过美国佬和李承晚的兵。
父亲说，那一天，他们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了鸭绿江边，正要过江，突然通信员飞马跑来，一路高喊：“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为什么？
往回走。
去哪里？
去北京。
做什么？
挖地道。
父亲感到很遗憾。他说，要是那命令晚来几分钟，部队就过江了，部队一过江，就到了朝鲜了，那可是十八头水牛也拉不回了。
当然父亲也感到欣慰，他说，到了朝鲜就由不得你啦。脑袋就挂在裤腰上了，子弹又不长眼睛。我要是死在朝鲜，就像你妈的太爷爷那样，连尸体也拿不回来了。父亲说话时总不忘刺我母亲一下。
父亲还说，如果我死在朝鲜，就没有你们这些人了。
此话倒不假，不要说死在朝鲜，就是他跟我母亲晚结婚一天，也可能没有我们了。我记得作家毕淑敏在她的一篇文章里曾说过这个话。我也记得有一首流行歌曲就这么唱的：“我来自偶然，像一粒微尘。”
是啊，人的一生就是由一个个偶然构成的。
我不知道我母亲听了这些话后将会作何感想。
父亲虽然未能进入朝鲜战场，但对这段经历依然自豪。
父亲说，不要小看挖地道，我们是在北京挖啊。北京是首都，祖国的心脏。我们为什么要挖那地道？是为了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我母亲在背后这样说：“不就是做个地老鼠吗？有什么好光荣的。”
我父亲还十分骄傲地对我们说，他曾经在地道里见到了朱德总司令。父亲说，那一天，大家正在挖地道，突然进来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将他们一个个全都赶进了一个斜洞里。他从斜洞里往外望，借着地道里微弱的灯光，他看到了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总参谋长的陪同下走进了地道，朱总司令身材魁梧，聂总参谋长身材瘦长。
呵，原来是偷偷地见到的，我们兄妹们听了，暗自觉得有点好笑。大妹说：“爹何不说他见到了毛主席呢？反正我们也不知道。
三年以后，父亲从部队转业，但他没有能够继续他的种田发家之梦。他被分配到了杭州的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当了一名工人。由于当了工人，他的田被收回了。对这件事，父亲一生都痛悔不已。他说，他这一生最后悔的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娶了我母亲，再就是这件事。到底是何事，请允许我后面再说。
那年，父亲来到家乡。这一次回乡，父亲很有一些荣归故里的味道。
此时的父亲已经不是彼时的父亲了。
此时的父亲已不再是彼时的那个人见人厌，没人管的流浪儿了。此时的父亲已是一个光荣的转业军人，而且当了工人，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此时的父亲已不再是彼时的那个捞人家黄菜叶，掸人家米糠，拾人家麦穗和稻穗的穷小子了。此时的父亲很有钱，他有当年在菜馆子里积攒下来的存款，有一大笔部队的转业费，还有当工人后每个月可观的工资收入。
此时的父亲已不再是彼时的委琐的放牛娃了。此时的父亲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相貌出众，人见人爱。
父亲有一天走在街上时，看到了我的母亲。
而此时的我母亲也不是当年给她爷爷捶腿的小姑娘了，此时的母亲已成了大姑娘，益发出落得漂亮了。她身材苗条，气质高雅。
父亲心中一动，全身的血在往上涌。他一定想起了他去做放牛娃前，所见到的在徐家大台门前的那一幕，也一定想起了他当时心里说的那句话。
父亲完了，父亲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