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对于证据获取的手段，法律有一些规定，如不能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司法机构在获取证据时，必须遵守法律等等。在内幕交易领域，对于某些数额较大的交易，可采取一些特别的获取证据的手段。而一般来说，公诉机关才有这个权力，证券监管机关能不能有这个权力，是有争议的。但为了有利于证据的获取，《证券法》修改的时候，赋予了证监会司法权，这一度有很大争议。但是，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之后，美国证监会的权力也慢慢变大，有了一定的司法权，加强了监管。实践表明，某种程度上，给了它一些获取证据的特殊手段，有利于其执法。

　　他指出，现在证监会成立了稽核大队，就是专门针对证券交易中有可能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获取证据时也要注意保护公民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同时，李曙光也提出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他认为，诸如内幕交易这样的经济犯罪，用经济手段处罚即可，可采用美国的辩诉交易方式解决。

　　李曙光认为，有两点需要解释。一是承认侵害他人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有刑事上的责任；二是现代刑法理论的发展提出，对于刑事犯罪的处罚不一定是刑罚，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经过多年实践的，就是辩诉交易。辩诉交易是根据违法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度以及犯罪的目的，采取的一种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要把“吃进去”的“吐出来”。第二，经济犯罪后面隐含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处罚时，不但不允许获得最高的绝对利润，还要求付出更多，把已有的也拿出来，这是反其道而行之。第三，减少未来的社会危害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判了刑责，还要增加警察、监狱、大量的设施来供养罪犯。与其这样，不如采取经济刑罚，让经济犯罪的预期不能达到。

　　他提出，经济刑罚可以给罪犯提供在社会上正常做人的机会，虽然权利还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经济犯罪不是以侵害别人的身心为目的，而是以攫取利润为目的，可以对应解决这一问题。辩诉交易在现代刑法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特别在英美法学中发展迅速。中国还没认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也指出，辩诉交易也有一些必须的前提，首先就是必须有现金，并且家庭财产透明。承诺未来付给多少钱是没有用的，必须用现金。

　　《财经》记者姜海燕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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