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样的先例举不胜举，最典型的就是湖南神童魏永康：1983年出生的魏永康2岁就掌握了1000多个字。4岁掌握初中文化，在小学只上了二年级和六年级，1991年10月，8岁的魏永康就跳到了县属重点中学，也跳过了他的童年。而这一切，都伴随着永康妈妈的理想。儿子取得的称赞又膨胀了母亲的理想。母爱从此像掘井机一般没日没夜地挖掘着他的潜力。从此，在魏永康的生活中，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伙伴，也没有玩具。13岁时，魏永康又以高分考进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2000年，17岁的魏永康考入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这一次妈妈不能跟在身边，永康无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2003年，魏永康从中科院肄业回到了老家。这个事件当时轰动全国，魏永康的所有成功和失败的根源来自于他的母亲，而这是我们不希望在张炀身上看到的。

　　其次，陪读会妨碍张炀对社会知识和社会经验的吸取。大学不光是学习理论知识的地方，也是一个人学习社会知识，获取社会经验的场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社会知识和经验比理论知识更重要。道理很简单，当几年之后，张炀博士毕业，不管他是多少岁，是多么小，社会用人单位都只会用对待一般博士的标准来要求他。这个时候光有理论知识，社会知识经验缺乏可能会是一个潜在的致命伤。

张炀自从上大学以来，相关学校为了照顾他们父子，一直是安排的单独宿舍给他们。这样当然方便，但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张炀失去了与同学集体生活的机会。大学几年的集体生活对于一个人吸取社会知识，获取社会经验，养成独立人格以及与人合作的良好习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张炀除了上课和同学们在一起之外，其他的时间大多和父亲呆在一起，自然丧失了很多参与集体活动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长期下去，与外人交往的社会能力值得担忧。其实，媒体报道中已经透露出一点端倪，“张炀很内向，不爱和人说话，见了老师也不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