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的秘书班子，包括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知制诰等。这个秘书班子里的人，都是皇帝千挑万选出来的，个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不过，秘书们虽然才学兼优，但鉴于当时工资水平低，待遇不够好，皇帝便琢磨着要想个什么办法来弥补一下，好让他们安心工作。

　　收取润笔钱形成制度

　　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秘书班子分“内外两制”，翰林学士称“内制”，中书舍人和知制诰称“外制”。秘书为皇帝起草官员任命文件，被任命者凡提拔到给谏、待制官以上的，都要给他们掏润笔费用，或钱或物，意思意思。不过，意思毕竟只是意思，标准不明，数额不定，酷似“打秋风”，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所以，宋太宗继位后，想秘书之所想，急秘书之所急，把秘书的润笔钱写进了红头文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规定了具体金额，还刻碑立在舍人院中，成了长效机制。可见领导对提高秘书待遇的重视程度。

　　皇帝调整一批干部，秘书从容起草完任命文件，瞟一眼舍人院中的石碑，就知道今天进账多少。这对于本拥有一份工资的秘书来说，无异于意外横财，相当于皇帝给了他们一条致富捷径。而且，不怕你赖账，“每除官，则移文督之”，你还在上任的路上，追银子的文件就尾随而来了。“要想富，动干部”，如今连起草“动干部”文件的工作都成了人人向往的美差。

　　对于秘书来说，这么一个源源不断的业务，是不是要轮流安排，利益均沾呢？也不是。皇帝有皇帝的标准，官员有官员的偏好，文件拟得好的，上下皆喜，业务量大，进账自然就多。宋真宗的秘书杨亿才华卓绝，文件拟得好，“当时制诰，盖少其比”，其他秘书没得比，深得宋真宗喜爱。不但宋真宗安排的业务多，而且一些官员为了让自己的名字能够出现在杨亿起草的文件中，甚至专门等到杨亿值班的时候才提出申请，“朝之近臣，凡有除命，愿出其手，俟其当直，即乞降命”(吴曾《能改斋漫录》)。例如，寇准被皇帝提拔为宰相，就是杨亿起草的文件，其中“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几句，让寇准异常高兴，惊叹“正得我胸中事”。为此，寇准除了支付规定的润笔钱外，还“例外别赠白金百两”，给了杨亿一笔丰厚的外快。

　　加重新官员经济负担

　　这个润笔钱政策，的确让平时喝惯了西北风的秘书们尝到了甜头，文章越写越好，待遇越来越高，像杨亿收寇准“白金百两”，几乎一夜暴富。不过，皇帝给的政策好是好，但他只给政策不掏钱，润笔钱由文件中被提拔的官员出，无疑加重了官员们的经济负担。这意味着他们还没领到工资，就要交一笔不菲的“买官钱”。寇准毕竟任过多年要职，资财殷实，再多也能轻松支付。而对于许多家境贫寒、积蓄无几的官员来说，势必把他们逼到更穷的境地。秘书的收入增加了，他们却被害惨了，结果不是道尽途穷、债台高筑，就是受贿索贿、频频伸手。皇帝做好，官员买单，这让下面一些领导很有意见。因此，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到许多抵触，落实起来越来越难。

　　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日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秘书们拿起毛笔就兴奋不已，官员们收到文件就心惊肉跳，提拔者拖欠、秘书们追讨润笔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对立情绪日益严重。元丰(1078—1085年)间，宋神宗感到这个制度再难执行下去，便取消了收取润笔钱的规定，“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梦溪笔谈》)。

　　官员掏钱变皇帝埋单

　　润笔钱虽然在红头文件中消失了，但秘书的待遇不能减呀，那既影响文章的水平，又挫伤工作的积极性。宋神宗的办法是给秘书加薪，“内外制皆有添给”，改官员掏钱为皇帝埋单，矛盾迎刃而解。这说明，政策可以取消，领导对秘书的关心永远不会取消。后来历朝历代，秘书们起草文件，依然能得到一定的奖赏。即便是现在某些机关，也有类似的不成文规定，比如为领导撰写报告，会适时发些补助；为领导发表了署名文章，也会给予些许奖励。当然，这些都是小钱，只能算领导对秘书的小恩小惠，够不上大恩大德。而那些真正在领导心里举足轻重的秘书，领导往往会委以重任，让他们青云直上，日进斗金。只是，秘书们切莫学那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心太大，欲太强，没能走出“升、贪、关”的怪圈，用前途与性命做了最后的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