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我母亲都是东浦镇人。父亲在南街，母亲在北街，相隔只有一条小小的河。他俩从小就认识，但绝对不是青梅竹马。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母亲家是镇上的名门望族。我母亲家很有钱。
我母亲曾自豪地对我们说，整条北街有半条街的房子是她家的。所以，她们家在当地有“徐半街”的称号。
嘿，徐半街！我们一个个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因为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人(我哥尚住在我外婆家)还挤在两间总共才二十平米的茅草房里。(那时候我父亲所在的企业还在开办过程中，为了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先生产、后生活”的伟大号召，职工和家属宿舍全部是茅草房)。半条街的房子，怎么住得过来呀。我们那时不可能知道，与现在的房叔房婶们比起来，所谓的“徐半街”实在算不了什么。
我母亲家号称徐半街，而我父亲家则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是父亲的原话。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各单位，特别是学校，大力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我父亲小时候苦大仇深，常被邀请去作“忆苦思甜”报告，父亲很乐意被邀请，他背上一只黄色的，绣有一颗红五星的军用挎包，神采飞扬地走向各个单位和学校，就像如今的“英模”们或“最美”们去各地作巡回演讲那样。而每当这个时候，我母亲总是望着他的背影轻轻地叹一口气：“丢人哪，丢人现眼。”
父亲在作报告时第一句话便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在当时是一句套话，就跟那句“天下乌鸦一般黑，财主心肠一样狠”一样，尽管报告人讲到后来会说“那个财主最坏，这个财主稍好一点”。父亲的这个开场白并不是很夸张，更夸张的说法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
我母亲还自豪地对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她们家杀鸡要杀一道地。
古镇上房子的大小是以“进”和“间”来计算的，最大的是九进十三间。进与进之间有一天井相隔，这天井也叫“道地”。
我母亲家过年时杀鸡要杀一道地，而我父亲家过年，有时连肉都没有，常常用萝卜代替。他们将萝卜切成红烧肉大小的块状，拿酱油烧红煮烂，看上去很像红烧肉。当地有句熟语：萝卜熟，抵块肉。
我母亲家过年时，家中的老老少少都要做好几套新衣服，而雇来的裁缝里，有一个就是我父亲的母亲，我的奶奶。
我父亲家太穷了，穷得连孩子都养不活，只好送给人家，而我母亲家却给孩子雇了奶娘，那个奶娘就是我父亲的姐姐，我的姑姑。
两家人，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我父亲本不该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一出生，就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灾难，他成了被人讨厌的人。
在我父亲出生前，他们家的家境还算是过得去的。虽然父亲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家里吃口很重，但我爷爷长得五大三粗，力大如牛。我爷爷在码头做搬运工。我爷爷非常勤劳，干活肯卖力气，挣的钱也比别人多，就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那样。所以养家糊口没什么问题。然而，我父亲出世后还没满月，我爷爷就生病了。他全身无力，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皮肤一天天黄下去，他再也干不动活了，只能躺在门口晒晒太阳。那时候人们称这种病叫黄胖病或鼓胀病，用现在的说法应该叫肝硬化或肝腹水。
我父亲周岁那天，我爷爷死了。
有人认为我爷爷的得病是由于酒喝得太多，镇上的人都知道我爷爷喝起酒来是不要命的。但更多的人，包括我奶奶却坚定地认为是我父亲克死了我爷爷。绍兴是个非常封建迷信的地方，这一点你只要读读鲁迅的小说就会明白。
不管我爷爷是怎么死的，反正他一死，家里便断了生活来源。家中没有田地，孩子还没长大成人，过日子就没有了着落。偏偏我奶奶又是个对家庭极不负责任的女人。她又是喝酒又是抽烟，酒瘾和烟瘾都很大，她给人家做裁缝得来的钱基本上都花在自己的烟酒上了。
我爷爷死后，我奶奶对自己的家作了这样的安排：老大老二给人家去放牛，老三老四送给别人。我姑姑那年十三岁，正是豆蔻年华，奶奶就叫她在家里帮别人领小孩，并捎带照料我父亲。奶奶还暗示我姑姑，能把我父亲带活就带活，不能带活就算了。而她自己呢，则神龙见首不见尾，给人家做裁缝去了，很少回家，更很少带着钱回家。与此同时，她把老屋卖了，租了人家的一间脚屋。这样，我父亲家里就真的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了。
我母亲在还没嫁给我父亲时就对我奶奶没有好感。母亲曾对我们说：“你奶奶是个很不错的裁缝，如果她省吃俭用，家中的光景不会那么惨。至少抚养你姑姑和你爹没问题。你奶奶太自私了。过去有的人家变穷，一半是天灾人祸，一半是自己不会过日子。”
我父亲到了晚年也说，他家的穷，一是由于我爷爷的死，如果我爷爷不死，他们家五个男孩长大，谁敢欺侮？甚至可以横行乡里。二是由于那时没有社会保障。父亲在晚年，一直为当时实行的低保政策叫好。我认为父亲的这些话是对他的忆苦思甜报告的某种修正，他在忆苦思甜报告里说，他家的贫穷是被地主老财们逼的。
奇怪的是，我从来没听见父亲对我奶奶有过什么怨恨的话，从来没有。而事实上我奶奶对我父亲是十分凶狠的。父亲六岁那年，有一天，家里的一只下蛋的母鸡丢了，我奶奶迁怒于我父亲，竟抓住他的头发，狠狠地把他的头往墙壁上撞，四面的墙壁都撞遍了，父亲的头脸撞肿了，头发也扯光了。如果这事是地主老财干的，那我父亲可要在他的忆苦思甜报告里大控诉特控诉了。
然而，父亲却对我奶奶没一句怨言。父亲参加工作后每月都给我奶奶寄钱，连日子也不拖。看来我父亲是个孝子。
我父亲二周岁那年，家里还发生了两件凄惨事。他的二哥，我的二伯，背上生了个疮，当时没有青霉素之类的抗菌素，这疮毒不断地发展，肿得像碗口那么大，钻心的疼，最后活活疼死。他的大哥，我的大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据说抓走时，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往他的家里扔了三个烧饼。我大伯被抓走后，一直音讯全无，镇上的人说，十有八九是死了。
于是，我父亲除了克死了我爷爷，还克死了我的两个伯伯。这样一来，我奶奶就更加恨我父亲了。
虽然我奶奶恨我父亲，不管他的死活，但父亲在我姑姑的照料下顽强地活了下来。我姑姑把我父亲一直带活到八岁。一个才十三岁的女孩，一面要照看别人家的孩子，一面又要照料自己的才一岁多的弟弟，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支撑下来的。
我母亲一直十分敬重我姑姑。母亲说：“你姑姑这人很善良，我估计像你爷爷。可就是命苦。这老天爷也不知怎么回事，善良的得不到好报。你奶奶那么凶狠自私，却从没受过苦，还活到八十多岁。”
我母亲没见过我爷爷，我爷爷死的时候，她还没出生，可她就认定我爷爷是个好人。她说：“要是你爷爷不死，不但家中的光景不会那么惨，你爹的性格也不会这么恶劣。”
这话我相信，的确，家庭的环境和父母的言行对子女性格的形成是有很多大的影响的。
总之，母亲就认定我姑姑像我爷爷，而我父亲像我奶奶。
不过，我姑姑只能将我父亲带到八岁，因为我父亲八岁，我姑姑便二十岁了，她必须嫁人。她嫁人了，嫁给了一个码头搬运工，跟她父亲的职业一样。据说，他干起活来也像姑姑的父亲一样卖力气。
姑姑走后，家中就只剩下了我父亲一人。我奶奶只给他放一点少量的米，继续来无踪，去无影。
于是，在镇上的一个个河埠头，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拿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木棒，在捞人家洗菜时剥下的黄菜叶。
于是，在富人家的舂米场所里，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用一把掸刷，在收集剩下的些许的米糠。
于是，在繁花似锦的春天，在骄阳似火的夏天和落叶飘零的秋天，在乡下的田野上，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弯着腰捡拾麦穗或稻穗。
正如我母亲所说的那样，我姑姑的命真是苦。她生下女儿后还不到三个月，她的丈夫死了，得的是跟她父亲一样的病。我母亲说，这是命运的安排。我认为母亲说得不很对。按现
代医学的说法，喝酒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肝脏的两大克星。码头搬运工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而绍兴人大多爱喝酒。所以，作为爱喝酒的码头搬运工，得肝病的概率是极高的，姑姑的父亲和丈夫得同样的病，不足为奇。
丈夫一死，姑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于是，她咬咬牙，狠狠心，将女儿交给别人看管，自己到我母亲家里做了奶娘。
我父亲后来在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时候，说得最多的除了他自己，就是他姐姐。也许是他跟他姐姐的感情特别深，也许是他姐姐的事更具典型性。父亲在报告中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姐姐自己的女儿没奶吃，交给别人养，而将自己的奶给财主的小崽子吃。她在财主家里受尽欺侮和折磨，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
父亲也来我们读书的学校里作过报告，有一天我大妹好奇地将父亲的这些话说给了我母亲。母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呸！你爹是在造谣，在造谣。”
母亲说：“我们家对你姑姑可好啦，像供娘娘那样供着她。什么活也不让她做。她吃的可比我们好多了，除了鸡鸭鱼肉，还有甲鱼、河鳗，甚至还有田鸡肉，鸽子肉等等。”
母亲的话说得我们口水直流。
母亲的这些话应该不会有假。我姑姑是到我母亲家里做奶娘而不是做别的，即使是最凶恶的地主老财也不可能让她过“猪狗不如的日子”。如果真的叫我姑姑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那么这个财主一定是二百五。
我母亲还告诉我们，我姑姑在她家做奶娘的那些日子，也是我父亲最幸福的日子。我姑姑常常会偷偷地留下一些食物，放到灶肚里，然后叫我父亲趁家里人午睡的时候，从后门悄悄地溜进灶间，躲在灶门口吃。那时候我母亲还小，不爱午睡，常一个人到到灶间来玩，但我姑姑并不回避她，姑姑知道我母亲是不会说出去的。有几次，姑姑没有机会给我父亲留食物，父亲扑了空，很失望，我母亲可怜他，就从菜柜里拿出一些东西递给他。
“你爹这人心理很阴暗，我给他东西吃的时候，他也一直阴沉着脸，他一句话也不说，
一副气呼呼的样子，好象我们家欠了他债似的。我想他那时是一面吃我给他的东西，一面心里在恨我们。”母亲说。
我长大以后，曾问过父亲这件事情。父亲说：“你看她当时那种神气，完全是一种赐舍，她递给我东西时，只说了一个‘给’字，别的什么都没说，也没正眼看我一下。你妈从小就看不起我。”
呵，我似乎有点懂了。我想起了父亲在忆苦思甜报告中的一句很时尚的话：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