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总喜欢炫耀她的家族的显赫历史，其实她并没从中享过多少福，大约从她八、九岁起，她家就开始破落了。

　　我母亲家的经济来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薪俸收入。她的长辈们有很多都在前清衙门或后来的民国政府里任职，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公务员。二是租金收入。徐半街嘛，北街里有半条街的店面几乎都是租她家的。再一个便是她爷爷开的那座酒坊，酒坊的规模很大，在镇上屈指可数。

　　我母亲家没有田地。这一点对我母亲和我们来说是应该谢天谢地的，否则，解放后她家就要划为地主了，那我们就都是地主的狗崽子了。然而，我父亲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曾好几次听到他这样问我母亲：“你们家有那么多钱，为什么不买田地呢？”

　　但我母亲的回答永远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我母亲是知道我父亲的弦外之音的。父亲的弦外之音是：你们家不会经营，只知道坐吃山空。

　　在我父亲的观念里，只有田地是最牢靠的。这也是过去绍兴人的一般观念，当地有句熟语叫做：做官做府一蓬烟，开店经商一千年，种田种地万万年。

　　我母亲曾对我说：“你爹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在忆苦思甜里也口口声声说受尽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他做梦都想当地主。”

　　母亲说的也许没错。而且，我也相信凭着父亲的精明和勤劳，如果不解放，他是有可能成为地主的。

　　在我母亲家的公务员家族里，官做得最大的是她的曾祖父，母亲叫他太爷爷。他是前清进士，先是做上海县的县令，后来到福建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做了县令，很显然，明是平调，实为降职。我母亲说起他的太爷爷，一脸的骄傲，虽然她从没见过他。母亲说：“徐锡麟虽然官做得比我太爷爷大，但他的官是花钱捐来的，而我太爷爷的官，那可是实打实考出来的。”

　　徐锡麟可是我们东浦镇上的名人，他也是我母亲的太爷爷的堂叔，我母亲大概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所以竟直呼其名了。徐锡麟是辛亥革命的英烈，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也是巾帼英雄秋瑾的好朋友。他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抓住后被杀害，据说刽子手将他的心肝都挖出来吃掉了。但听我母亲说话的那种口气，好像有点瞧不起他。

　　我母亲的爷爷也做官，但官职比他老爸小了好几级，是东浦乡的副乡长。然而，虽说只是个副乡长，但他的威势绝不比他的老爸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县官不如现管”。

　　朋友，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感到疑惑，小说都是虚构的，既然是虚构的，何不把我母亲的爷爷虚构为乡长呢？带个“副”字多难听呀。可是朋友，我要告诉你，虽然我这个小说基本是虚构的，可我决不敢把我母亲的爷爷虚构成乡长。否则，东浦人看了会骂我吹牛皮的。

　　因为我们东浦镇上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叫陈文维。有他在，我母亲的爷爷就绝无可能做东浦乡的乡长。

　　陈文维，字子英，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与徐锡麟同为光复会重要成员。后留学日本，与鲁迅先生为同学。两人关系莫逆。鲁迅在他的书信和日记里口口声声称他为“子英兄”。陈文维比鲁迅早几年回国，鲁迅回绍兴时，陈文维亲自到码头上去接他。

　　陈文维回国后，先是做了绍兴府中学堂的第一任校长。绍兴府中学堂就是现在的绍兴市第一中学，可有名了，中考的分数要求奇高，家长们都以自己的孩子能进绍兴一中而感到无

　　比荣光。

　　鲁迅回到绍兴以后，一时间找不到工作，陈文维就把他请到了绍兴府中学堂，先是叫他做博物教师，后来好像又提拔他担任了教务长什么的，总之，他俩的关系好得不得了。

　　可是，这陈文维家乡观念极重，做了几年校长后便告辞了，回到东浦镇做了乡长。这乡长一做，就注定了他这一生的悲剧命运。

　　陈文维做了乡长，我母亲的爷爷就做了他的副手。据说这两个人的关系也很好，我母亲的爷爷对他唯命是从。父亲说，这两个人总是在一起，形影不离，像穿了夹脚裤似的，老是在街上巡视。两人的模样却大相径庭。陈文维长得高高瘦瘦，我母亲的爷爷长得矮矮胖胖，前者的脸膛看上去很清秀，后者则很肥大，肉嘟嘟的，特别是那两只眼袋，十分的夸张。父亲说，我母亲的爷爷看上去很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那个还乡团团长胡汉三。

　　这一高一矮两个人走在街上，挺像一对相声演员，但很威严，我父亲很怕他们。父亲在街上游荡时，远远地看到他俩走过来，就急忙躲进长弄堂里。

　　陈文维在担任东浦乡乡长期间，威信极高。我父亲不但对他很是敬畏，而且也对他有几分好感。这好感主要来自于每年的正月初一到初三的三顿早餐。陈文维当乡长后，对镇上的穷苦人家登记造册，然后，联络镇上的有钱人拿出钱来，在正月初一到初三的三天里，给他们每家每人发早餐。早餐的内容是一碗白粥，两个肉馒头。我们绍兴人叫肉馒头，北方人应该叫肉包子。陈文维的这一善举，受到了穷人们的热烈欢迎，更受到了我父亲的热烈欢迎。父亲说，他小时候也盼过年，但主要还是盼那三顿早餐。

　　所以，我父亲对陈文维有好感。

　　可是，这陈文维后来居然做了汉奸。

　　我父亲说，他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汉奸，他是在长大以后，才听人说陈文维当了汉奸的，但当时他并不相信陈文维会做汉奸。父亲说，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会儿，陈文维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因为他亲自听过陈文维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的演讲。那天，陈文维在台上讲，我母亲的爷爷坐在他旁边。陈文维讲话时很威严，用的是带着浓重的绍兴腔的官话，一顿一顿的：“父老乡亲们，现在，国难当头，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我们大家要，精诚团结，厉行节约，支援抗日。现在，我提议，把两饭一粥，改为，两粥一饭。”

　　“哼，两粥一饭，两粥一饭，老子连三顿粥还喝不上呢。”父亲心里想道。但这次演讲却给父亲们带来了实质性的损失：那正月初一到初三的三顿早餐没了。

　　父亲好不懊恼。

　　然而，1942年日本人占领绍兴后，那连续三天的白粥加肉馒头的早餐又恢复了，估计陈文维这时已当了汉奸。

　　有一天，父亲做完他的忆苦思甜报告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又提起了那三顿白粥加肉馒头。父亲说：“还是让陈文维当汉奸好啊。”

　　父亲的这句话把我们一个个说得瞠目结舌，虽然是在自己的家里，也不能这样乱说呀，更何况他才刚刚作完忆苦思甜报告。

　　我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幸亏那时候你爹还小，如果他大了，一定会主动投靠日本人，主动当汉奸。”

　　陈文维的确做了汉奸。日本人占领绍兴后，他不但继续做乡长，这时候应该叫伪乡长了，而且，还担任了柯桥区的维持会会长。

　　我不知道如果父亲那时候大了，会不会真的像我母亲所说的那样主动当汉奸，但我知道东浦人都说，陈文维当汉奸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迫无奈。东浦人说，陈文维在家乡威信那么高，又曾留学日本，会讲日本话，日本人不找他当汉奸又找谁呢？难道找我母亲的爷爷吗？一句话，陈文维是当汉奸的最佳人选。

　　“什么被迫无奈，他不会离开东浦吗？”我母亲说。我母亲来自书香门第，读过许多古书，了解很多民族英雄的故事，所以对陈文维很不满，虽然陈文维和她爷爷是好搭档和好朋友。“他的大儿子在上海当外科医生，他完全可以到儿子那里去住。说白了，他是抛不下他的家产和安逸的生活。”

　　母亲说得绝对到位。她的话使我想起了绍兴的另一位鼎鼎大名的汉奸，他叫周作人，鲁迅的胞弟。也真奇怪，这些汉奸都与鲁迅沾上了边，一个是同学加好友，一个是亲弟弟。当年周作人住在北京，眼看华北即将沦陷，朋友们都劝他赶紧离开，说他名气那么大，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他的。可他就是不肯走。为什么？就是因为抛不下安逸的生活。

　　当然，还有他那个日本老婆。周作人也说自己当汉奸是被迫无奈。他在解放后改了个名字，好像叫周遐寿，写了很多回忆录和小品，为自己的汉奸生涯喊冤叫屈。他说，有一次他到菜市场去买菜，有人为了达到让他当汉奸之目的，朝他打黑枪，子弹擦过他的胸脯，留下了一道弹痕。他还煞有介事地拉开衣服，给人看他的胸脯，果然有一条子弹擦过的痕迹。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你知道那子弹是谁打的？是锄奸队打的也未可知。不，一定是锄奸队打的。

　　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汉奸为什么那么多。我想，从东浦人对陈文维的同情中可见一斑。中国的汉奸是多，绍兴也不少。我听说现代史上最大的汉奸，他的祖籍也是绍兴。此公的名字叫汪精卫。

　　但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讲，陈文维做汉奸期间也的确为东浦人做过几件好事。东浦人说，要是没有他，东浦人死的还要多。

　　绍兴的方言是十分难懂的。有人说绍兴话听上去有点像日语。的确，有次我到西安去旅游，来到一家卖纪念品的店铺，刚跟老板说了几句，对方就对我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原来他把我当成日本游客了。

　　一天早上，有个老太太在东浦街上卖荸荠，一个日本军官走了过来，可能是他没见过荸荠这种东西，所以停下脚步瞧了起来。老太太就笑嘻嘻捧起一把荸荠递给他，嘴里说：“大先生，水罗水罗。”

　　绍兴话中的“水罗水罗”，意思是润润口，解解渴。问题是绍兴话里的“水”不读“SHUI”，而是读作“斯”或“死”(SI)。这样就糟了，那日本军官把“水罗水罗”听成了“死啦死啦”，立刻大怒，拔出了指挥刀：“你的，良心的坏了坏了的。”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陈文维刚好走了过来，老太太急忙在他面前跪下：“陈老爷救我！”

　　陈文维跟那日本军官很熟，见此情况就立即向他摆了摆手，然后问老太太怎么回事。

　　老太太哭着说：“陈老爷啊，我好心好意给他吃荸荠，要他水罗水罗，可他却拿刀要杀我。陈老爷救命啊！”

　　陈文维一听，不禁笑了。他用日本话告诉那日本军官，老太太是说她的荸荠又甜润又爽口，请你品尝品尝。

　　“哟西，”那日本军官转怒为笑，放下了屠刀，“你的，良民的大大的。”

　　化险为夷后，陈文维狠狠地瞪了那老太太一眼：“以后这种马屁拍到马脚上的事你给我少做做。”

　　有一点我搞不清楚，我们在看抗日小说或者电影电视剧的时候，老百姓对日本鬼子总是以“太君、皇军”相称，可我们绍兴的老百姓却称他们为“大先生”。日本人那么蛮横粗暴，像虎狼一样，竟称他们为“先生”，而且还要加一个“大”字。

　　还有一次，是在一家炒货店门口。炒货店老板的一个儿子长得胖乎乎的，他很爱吃花生米，每天早上都站在店门口吃。他吃花生米很特别，要将一整把花生米的衣都拈掉，然后将米和衣都捧在手里，用嘴巴轻轻地吹，吹得花生衣随风飘洒。有天早上，他又在吹花生衣，刚好有两个日本人走过，他埋着头吹没注意，那花生衣飘洒到一个日本人的脸上，那日本人

　　以为是在侮辱他，一把抓住孩子的衣领。店老板急得从店里跑出来，跪倒在地，又是拱手又是磕头：“大先生饶命，大先生饶命啊！”可是没用，孩子被日本兵抓走了。

　　店老板急忙去找陈文维，最后，陈文维将孩子救了出来。

　　上面的故事或传说我都是从我母亲那里听来的。看来，我母亲对陈文维的评介还是比较客观的。她恨陈文维，主要是出于民族气节，至于陈文维平时的人品她还是持肯定态度的。我母亲最反对当时的小说和电影将好人坏人绝对化。坏人绝对的坏，头上长疮脚底流浓，坏透了，好人则绝对的好，没有任何缺点，连肚脐眼也没有。

　　而我父亲看电影时，最喜欢问的一句话是：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抗战快胜利时，陈文维突然从东浦镇失踪了，从人间蒸发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人说，他去了上海，住到了他做外科医生的大儿子那里，并很快病死了。而更流行的说法是，他儿子用一支毒药针将他打死了。他儿子知道，抗战一结束，政府是饶不了他的，十有八九会被枪毙，还不如让他在自己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安安静静地走。

　　我父亲对陈文维的死感到有点惋惜。父亲说：他儿子大可不必这么做，他父亲是个名人，连鲁迅都敬重他，政府不会对他怎么样的。人家周作人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还有那些国民党军队里的大官，像杜律民，不是活得很好？父亲当过兵，对国民党的大官感兴趣。不过，他把杜聿民说成了杜律民。

　　而我母亲说，陈文维的这个最后结果是最好的结果，他儿子真聪明。

　　由此看来，我父亲和我母亲在共同生活中并非一点交流也没有，特别是在涉及家乡话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