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他的搭档陈文维，我母亲的爷爷算是很幸运的了。
在日本鬼子侵入绍兴的前一年，我母亲的爷爷生病了。我在第二章里说过，我母亲的爷爷喝酒十分了得，号称东浦第一杯。令人诧异的是他得的不是肝病，而是肺病。我母亲的爷爷可是从来都不吸烟的。
我母亲的爷爷生了肺病后，就向政府递交了辞呈，从副乡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觉得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我母亲的爷爷是个很厚道的人。不过这一退退得好。如果他不退，日本人一进来，他是逃脱不了做汉奸的命运的。即使日本人不一定看得上他，他的老搭档也不会放过他，一定会在他的副乡长前给他加上一个“伪”字，弄不好，还会让他当维持会的副会长，而我母亲的爷爷也一定会接受。我母亲说：“我爷爷是个很重脸重情的人。”
父亲带着不屑的神情说：“什么重情重脸，只要给他灌上三杯，他就什么都应承下来了。”
母亲斜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父亲又说：“他不但病得是时候，死得也是时候。”
母亲又斜了他一眼，仍然不说话。看来她心里是认同我父亲的话的。
我母亲的爷爷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死的，那年他五十九岁，跟我的母亲，他心爱的孙女一样的寿命。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命运的安排。但至少在我们绍兴有一种说法，五十九岁是人生的一个关口。我母亲和她爷爷在寿命上的巧合似乎应验了这种说法，不过我认为这并没有现代统计学上的意义。
我母亲的爷爷死后没过几年，绍兴就解放了。接下来就是搞“土改”和“镇反肃反”运动。镇反肃反的对象是大地主以及虽不是大地主却有民愤的地主，后者被称为恶霸地主，再就是那些在伪政府和反动政府里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官员，土匪和地痞流氓等等。据说那时候是非常时期，枪毙人的程序远没有现在这样复杂，不用经法院审判，军管会和乡政府就可决定的，有的地方甚至农会主任和民兵队长也可以决定。
平心而论，我们东浦镇相对而言被镇压的人还是比较少的。东浦是个好地方，地处宁绍平原，土地辽阔，人杰地灵，所以大地主多，大人物多，而划分家庭成分和“镇反”又是有指标的，就像如今大学里评职称，一个博士分到名牌大学，他这一生可能最多评个副教授，分到三、四流大学，用不了几年即可评上正教授。这个类比也许不大贴切，那么就这么跟你说吧，在我们东浦，如果你有几十亩田地，那你是没有资格当地主的，顶多当个富农，因为指标不够；但在地少的的山区，就可以当大地主，因为他们那里也有指标，且用不完，但这指标又必须得完成。反过来说，他们那里的地主，在我们东浦，只能当个中农。好了，点到为止吧，要不然，我又扯得不着边际了。
但话又得说回来，虽然我们东浦镇被镇压的人不算多，但像我母亲的爷爷那类人，直算来横算去也都应列入被镇压之列的，他当过副乡长，是东浦镇上的第二把手，又没有陈文维那么大的名气，不镇压他镇压谁呀。
这回明白了吧。所以我父亲说得对，我母亲的爷爷死得也是时候。
有时候，死得早也是一种福气。
我父亲说过，我母亲的爷爷长得矮矮胖胖，像当年的还乡团团长胡汉三。但他得了肺病后只过了一年，人就明显瘦下去了。肚子没了，脸上的肉少了，两腮开始凹陷，那两只原来很夸张的眼袋也不再那么夸张了，看上去越来越干瘪。病菌在吞噬着他的肺，但使他消瘦得快的原因并不只有这一个，还有他那颗焦虑和忧愁的心。
他的家庭在一天天地败落。
我母亲家的三大收入中，薪俸这一块已微不足道，她的做县太爷的太爷爷早就死了。她爷爷不做副乡长后，只拿很少的一点退职费。而他的几个儿子没什么本事，混口饭吃而已。租金这一块呢，也是每况愈下。抗战爆发后，老百姓的生活日益贫困，购买力大大降低，她家店面房的租金越来越低廉，有几间甚至租都租不出去，只能空关着。再就是那座酒坊，她爷爷做副乡长的时候，靠着各路关系，酒的销路很好，雇来的掌柜也很卖力，质量和成本均控制得不错。她爷爷一病，关系没了，销路也不畅了，而掌柜也开始乱来了，酒的质量越来越差，成本却越来越高，眼看离亏损已经不远。更叫人气愤的是，家中的那些佣人丫头，见家中的大树不行了态度也大变。有的另觅高枝，留下来的，干活一天比一天懒惰，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
母亲说：“这些人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可一个个都长着一双势利眼，比有钱人还势利。”
别的地方我不大清楚，但在我们东浦，但凡大户人家，如果太太死了，办丧事时佣人丫头们干活特别卖力，争先恐后地抢着做事情，纷纷表现自己，以便日后能得到重用。如果老爷不续弦的话，有些模样长得俏一点的丫头还会幻想着被收进房里。然而，如果老爷死了，就一个个无精打采，站在那里给拖把柄喂奶。见到事情，就推三阻四。她们知道，大树一倒，家庭就会开始衰落，自己也待不长了。
我母亲的家在一天天地败落，但吃喝用度却不能减，古书上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于是，我母亲的爷爷决定卖掉几间租不出去的店面房。
她爷爷作这个决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一般的破落户卖家产，总是先卖内货，也就是金银首饰之类，因为卖这些东西别人是看不见的。而卖房子这类不动产，就等于当众宣告自己家的破产，那是很没面子的。但她爷爷认为，金银首饰或许能保值，房子是不保值的，况且空关着的房子更容易发霉腐烂，将会越来越不值钱。为了里子，她爷爷也就管不得面子了。
当第一间店面房卖掉时，我母亲的爷爷吐出了第一口血。
他喘着气，用微弱的声音对他孙女说：“这些房子，可是我的奶奶，一分钱，一分钱的熬省下来，才，才买进的呀，可是现在，到我手里，却把它们卖出去了。”
从那以后，每当阳光明媚的冬日，在东浦镇北街中部偏西处的徐家大台门前，便会出现一道风景，一个患着肺病的，苟延残喘的老人躺在一把躺椅里晒太阳，他的脚边坐着一个扎着两根小辫子的漂亮的小女孩，在轻轻地给老人捶腿。那小女孩就是我的母亲，老人是她的爷爷。
开始的时候，镇上的人们对这道风景充满好奇，尤其是住在南街里的那些人，他们上街
时总要隔着小河望望那道风景，因为那道风景似乎在告诉大家：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一个曾出过县太爷的家庭，正在显出暮态。目光不同，心态也各异。有的满怀惋惜，有的幸灾乐祸，甚至也有羡慕的：“看，那个漂亮的小女孩，多孝顺呀。”
但久而久之，人们不再好奇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熟视无睹了。
只有一个人，好像对这道风景百看不厌。那个人就是我父亲。
父亲那时已经十五岁了，日子也比前几年好过了，虽然还在捞黄菜叶，虽然还在收集残存的米糠，但已经可以三天打渔四天晒网的给人家打些零工了，就像阿Q当年所做的那样。我父亲从八岁起就独自一人过日子，有好几次都差点难以为继，但他却从来没有要过饭。因为我奶奶禁止他这样做。我奶奶坚定地认为，我父亲的上代曾阔过，也像阿Q当年所坚定地认为的那样。我奶奶警告我父亲：“你如果要饭，会把你祖宗的脸丢尽的。”
我相信我父亲家几百年前一定阔过。理由很简单：我的父亲姓陈。在我们东浦镇，陈姓可厉害了，陈文维算一个，还有一个，你听了一定会有如雷贯耳之感。他叫陈仪，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在国民党军队里，二级上将是很厉害的了，一级上将总共就只有十来个人，而且大多不是嫡系，大名鼎鼎的汤恩伯汤司令，也只不过是三级上将。而且，我父亲与陈文维排起来也不算远，陈文维与本书的作者属同一辈。本书的作者名叫陈文超，与陈文维同属“文”字辈。
你听了，一定会觉得我在瞎说，陈文维与我年纪相差七、八十岁，怎么会与我同辈呢？实话对你说，理由同样很简单：因为我们穷。
穷人娶妻晚。就让我这么跟你说吧，假定我和你是同姓同年同辈份，我很穷，光棍打到三十老几才娶了个老婆，而你家很富，你十七、八岁就娶进了老婆，我娶老婆时，你儿子也已经有了儿子了。那么，我儿子出世时，虽然比你的孙子小，但你的孙子也必须对我儿子以叔伯相称。这样一代一代压下去，我的后代们的辈份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我要奉劝某些人，不要因为自己辈份大而以长辈自居，从而沾沾自喜，倚老卖老。辈份大，实际上是丢人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解答你的疑惑，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绝对肯定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也曾阔过，因为在东浦镇上，我们也姓陈。
现在，让我再回过头来说说我父亲吧。
我父亲跟别人一样，对徐家大台门前的那道风景很感兴趣。一开始，他是对我母亲和她的爷爷都感兴趣，他当时的心态必定属于幸灾乐祸的那档，他想看她爷爷的好看。但他之所以能一直感兴趣下去，我以为他的心一定是被我母亲占领了。至于为何占领，那情况就相当复杂了，复杂到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时候，我父亲非常想穿过那座小木桥，走到北街，然后再走到徐家大台门前，近距离地观察观察我母亲。可是他不敢，因为他怕我母亲的爷爷。他从小就怕他，因为我母亲的爷爷太威严了，像胡汉三。小时候烙在心灵深处的印象是怎么也抹不去的。我父亲怕他，特别是怕他那两只很夸张的眼袋，虽然那两只眼袋早已不夸张了，瘪塌塌的，但在父亲看来，干瘪的眼袋比丰满时更恐怖。
我母亲后来对我们说：“要是我爷爷在，他想娶我，连门也没有。”
父亲晚年时也承认，他对我母亲的爷爷确实怕得要命。
可是有一天上午，我父亲实在忍不住了，他决定去近距离看看我母亲。他壮起了胆。他是这样为自己壮胆的：人都快要死了，有什么好怕的？于是他鼓足勇气，穿过小木桥，沿着北街的店铺，一步一步在走过去，走过去，心儿在砰砰地跳，两腿在不住地发软，但他终于快走到我母亲的身旁了。可正在这时，我母亲的爷爷突然很响地咳嗽了三下：
“啊哼，啊哼，啊哼。”
这本是一个肺病老人的很自然很普通的咳嗽，却吓得我父亲转身就跑，屁滚尿流。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我父亲经人介绍，要到外地给一个地主家去放牛。临走前，他特地又去望了望那一道风景。我母亲的爷爷依然像死人一样躺在在躺椅上晒太阳，我母亲依然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在给她爷爷捶腿。我父亲远远地望着，心里在恨恨地想：
“哼，老子若有出头之日，一定要把你娶到手。”
瞧我父亲那神气，仿佛他此番不是去做放牛娃，而是进京赶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