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 塔

一

　　黄亚洲先生是我所敬重的诗坛前辈，在中国主流诗歌界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位非常敏锐而豁达的诗人。敏锐是说他能感他人之所未感，而且能言他人之所未言，即以新异的修辞来表现他的新感觉、新发现。豁达是说他能广泛地投射兴趣，并且在诗歌做法上兼容并蓄。

　　当今中国，很少有人比他更适合用诗歌的方式写孔子及其故里曲阜市。

　　首先，他有着非常高的语言驾驭能力，各种修辞手段都能用得生龙活虎，恰到好处。生龙活虎是说他具有很高的锻造语词的创造力，别人不敢用的一些词语(所谓“词禁”)，比如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他都敢用；有些陈词滥调，在他魔术般的笔下，焕发了意想不到的生机和活力，变得崭新铮亮。恰到好处是指他有很强的控制力，如他的意象疏密有致，不经意处给人新鲜的审美冲击，异想天开而又自然贴切。千百年来，关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诗已经多如牛毛，如何能写出新意？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诗歌武艺高强如亚洲先生者主动接受挑战，自有其过人之处。他的诗歌才华主要表现在修辞方面的四两拨千斤，巧思、巧言、巧力，是亚洲诗歌尤其是这部诗集最大的特色。

　　其次，他在题材上也没有禁忌，比如，主旋律、政治抒情诗、主导意识形态、国家哲学。现代很多诗人已经瞧不上这些题材，避之唯恐不及。他却自如地穿梭于其中，不亦乐乎。无疑他是当今中国主旋律诗歌修辞领域最有才华的人之一。自从董仲舒与汉武帝合力推行“独尊儒术”开始，孔子学说几乎一直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多如牛毛的关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诗中，十有八、九都是正面回应、阐释甚至图解，其遵循的原则，可以借用杨雄倒戈般批判西汉大赋的名言“劝百而讽一”来概括；那么，今天的诗人是否能走出这一传统思维的圈栏？这又是一大挑战。亚洲先生不是那种迎面接受挑战的人，而是巧妙地避开了这些思想纷争，他享受他该享受的，怡然自得又颇有心得。

　　再次，他对孔子有着相当的了解。作为浙江省儒学会的顾问，他熟谙孔子著述。在诗歌写作中，无论是孔子的事功还是言论，都能信手拈来，有些地方还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或者说同情的了解，比如那种洒脱的人生观。年岁过了花甲，亚洲先生似乎更洒脱了，也更能设身处地地理解晚年孔子类似于老子那样的感慨了。

　　还有，诗人的认真、勤奋和执著让我感动，这也保障了作品的质地。为了写作这部诗集，诗人曾四度前往曲阜实地采风，跑遍了这个古都的山山水水。当地的每一处山水，似乎都与孔子相关。从孔子的故里写孔子，具有无可辩驳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每一个人物的思想和品格的形成都跟他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

　　曲阜之于孔子，远远不仅仅是一个出生地。孔子生于斯，长于斯，思于斯，死于斯。那里有他情感的寄托、思想的展开和生命的体验。从曲阜写孔子，这是多么好的一个题材与角度啊，居然被亚洲先生这样一个来自浙江的外省人用得如此淋漓尽致！

　　我想特别指出，这部诗集实际上填补了一项中国新诗的空白。由于中国新诗所诞生的语境是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那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孔子，所以，百年新诗中，关于孔子的作品并不多，在这些并不多的新诗作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孔子进行否定甚至攻击和谩骂的，显现了作者们情绪化、简单化甚至粗暴的心态和语态。从发生学的角度，以一整本诗集的规模，去阐释孔子；在诗歌史上，这还是创举。这也昭示着一百年来中国人对本国文化传统由破坏到重建的努力和回归。

　　这些年，这种努力在诗歌界有了不小的成果，如出现了专门写屈原、李白和杜甫等伟大诗人的长篇新诗。这直接导致了当前中国诗歌创作中一个现象的形成：那就是文化元素的大量加入。在1980年代，文化，和政治、历史一起，曾经被当时的一些先锋诗人作为世俗角色驱逐出诗歌。现在，亚洲先生把这三个角色重新请回到了新诗创作中，显现了一种有容乃大的诗学态度。本书是文化诗学的一大样品。

二

　　我要感谢本诗集策划者对我的信任，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通过亚洲先生的诗歌，从翻译的角度，去亲近孔子，重温孔子其功其德其言，加深对孔子的了解。

　　我出生于文革期间，刚上学时正好遭逢“批林批孔”运动。小时候头脑被裹挟着，只认孔子为“孔老二”，对孔子是不敬的。

　　不过，由于时代语境的变迁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反拨，当然也经过我个人的反思，我后来就渐渐对孔子有了比较辩证的看法，甚至是尊敬大于反对。1990年代初，我刚读研究生时，曾大量阅读孔子及儒家著作。2005年，我曾利用到泰安参加“泰山诗会”的机会，跟两个诗友一起，前往曲阜参观。2014年3月份，为了本诗集的翻译事宜，又与本诗集的策划者、作者共聚曲阜。本诗集中写到的大部分事物，尤其是景点，我都见过。

　　遗憾的是，我虽然在各类文章和讲话中时不时引用孔子的话语，但不曾写过一篇关于孔子的专论文章或一首关于曲阜的诗作。我也有过写诗的冲动，但后来读到了这部诗集所展现出来的品质，我真的自叹弗如，于是不再动笔。

　　不过，通过翻译这部诗集，我也算是表达了我长期以来一直想表达的对孔子的谢意和敬意。

　　仅仅翻译，还不足以表现我对孔子的敬意，我还将力所能及地在诗集的推广方面做点工作。

　　孔子不仅是中国的圣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雅斯贝尔斯说他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伟人：“世界历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发生的精神历程之中。那时出现了时至今日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人……非凡的事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发生了。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因此，与孔子有关的几乎一切都具有普世性。我最近一直在想，其实所谓“普世价值观”不仅存在于西方先哲的论述中，也存在于中国先贤的言论里；所谓“天同此心，人同此心”也。现在有个论调，说“普世价值观”是西方的产物甚至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标签，从而加以恐惧和挞伐，真是荒唐之极。我们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说，孔子也发明了一些普世价值观？

　　也因此，这部关于曲阜这个小城市的诗集不仅具有地域性，而且具有世界性。

　　它理应带着我们走向国外。我想，这也是本诗集策划者之所以邀我把它翻译成英语的原因所在。

　　2014年11月，第34届世界诗人大会将在南美洲的秘鲁举行。我将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参会并访问秘鲁和巴西。会议期间，我们将举行今年出版的几部诗集的新书发布研讨会。本诗集就是其中一种。对此，我目前正在加紧规划。本书的出版发布会，将在两国的孔子学院举行。

　　瓦尔特·惠特曼有名篇《我听见美洲在歌唱》。我想套用一下这个诗题。读着本书，我仿佛听见孔子在歌唱，曲阜在歌唱，不仅在全国各地的孔庙里唱，也在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里唱，而且还在“孔”氏之外的舞台上纵情高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