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一样的土壤污染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对本报记者说，由于阿散酸和洛克沙胂在猪的体内难以消化，80%以上都以粪便的形式排出体外，从而对周边的环境造成危害，这些危害主要是给周边的水、土和植被带来污染。

　　曾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的博士生王付民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调查论文中说，他对广东省长期使用阿散酸作为饲料添加剂的15个大型猪场的周围环境及农田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些养猪场附近的稻田土壤中砷含量的平均值为18.65毫克/公斤，远超过自然界水田最高背景值15毫克/公斤，超过未施用猪粪的稻田土壤砷含量的2.2倍。

　　上述论文说，伴随着猪粪便大量排放至周边的土地，砷元素也被植被吸收。

　　这篇文章的作者除了王付民以外，还有华南农业大学的几位研究者。其中一位教授拒绝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我没有参加调查，而且实际的情况远比文章的内容还要复杂。”他说，他和其他教授一样，只是给文章提供了一些指导意见。

　　王付民的这篇文章，现在被媒体引用如此之广，以至于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教授曾振灵都感到有点担忧。“这篇文章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研究阶段。”曾振灵对本报记者说，文章的结论被媒体放大了，由于条件限制，文章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说明有机砷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

　　尽管这篇文章在调研的整个过程中，得到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但曾振灵表示，这笔资助远远不足够让实验者去做更广泛和更详细的数据研究。

　　“在做调研的时候，需要说明这些猪场规模有多大，经营了多少年，每年消耗的饲料是多少，饲料里含有机砷是多少，对环境的影响是怎样的。”曾振灵认为，这些都应该有详细的分析，最后才能做出权威的风险评估，而这篇文章中的结论，则缺乏了以上这些基本的前提。

　　但曾振灵表示，中国至今尚没有专门的资金，来支持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做这样的调研。

　　“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曾振灵说，包括华南农业大学在内，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是，有机砷饲料添加剂的生态毒性的研究资料太匮乏了，而对养殖场周围及农田污染的研究资料则更少。

　　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匮乏到何种程度？曾振灵说，连有机砷在猪体内以及从猪体内排到土壤以后，会不会转换成为三氧化二砷或者其他有毒的无机砷，包括这篇文章在内，都没有详细和权威的解释。

　　相关的论文显示，并非所有含砷物质都有剧毒，砷的毒性与其形态有密切的关系，无机砷化合物有剧毒，且三价砷化合物的毒性大于五价砷化合物。

　　与其他相关的研究论文一样，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张雨梅2007年在《农业环境科学学报》发表的有关文章说，洛克沙砷可经化学或生物反应，转变为其他芳香有机砷和不同形式的无机砷。

　　但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她经过试验调查研究所得。“这是引用国外的资料。”张雨梅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学校当时没有这方面的实验仪器。

　　除了资金问题，张雨梅说，中国在这方面的起步太晚了。而现在，她说，尽管中国已经有这方面的研究仪器，但还没有看到有关机构的研究数据。

　　与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永官一起合作研究的英国亚伯丁大学的环境化学家斯蒂夫·麦克格拉斯(Paul Williams)担心，越来越多的含砷量高的边际土地(无利润可得的土地)被用作水稻的种植。

　　他们在一系列研究文章中指出，砷作为一个无临界值的一类致癌物在水稻中的累积是人体健康面临的一个威胁，而水稻砷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些研究表明，含砷地下水灌溉、含砷农用化学品的使用和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导致土壤砷污染的主要原因，而水稻砷积累能力明显高于其他旱地作物。

　　“这个问题很严重。”在英国哈彭登洛桑研究所工作的生物化学家保罗·威廉姆斯(Steve McGrath)也在《科学》杂志同一篇文章中说，即使稻米中累积三氧化二砷数量较少，但由于“人们每天需要摄取大量的大米”，因此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美国《每日科学》在2007年刊登了一则《研究发现有机砷添加剂也可能有毒》的报道说，美国迪尤肯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发现了当这种添加剂与鸡粪中的细菌结合时，其中的有机砷就会转变为毒性极大的无机砷，并会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地下水中。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疾病防治研究所原所长袁慧在2000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中说，他们采用国家标准检测法，测定湖南省6个地区20个猪、鸡配合饲料中总砷的含量，结果显示85%的样品中砷含量超过国家允许的含量。“这是因为饲料中添加了含有阿散酸的添加剂造成的。”袁慧对本报记者说。

　　袁慧说，当时农业部认为，在饲料中添加阿散酸，对猪的成长能起到促进作用，所以当时的很多猪场添加阿散酸的量很多。不过，与王付民的调查文章一样，袁慧说，他们的文章结论，仅是来源于他们当时做的一个非常表面的调查。

　　“没有人知道这对中国的环境已经造成了多大程度上的危害。”曾振灵说，检测有机砷对环境的影响，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中国至今尚未有这方面的权威研究。

　　“农业部对这个问题还是蛮重视的，几年前也专门做过论证，考虑这个东西是用还是不用。”曾振灵透露，“但这不是农业部说了算，而且需要有数据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曾振灵说，业内曾有过这样的讨论：养猪企业应当承当起对周围环境的检测职责，但企业则认为，既然法律批准可以在饲料中添加有机砷，那就是合法的，因此，企业没有责任花钱去做这样的检测。

　　可以预见是，这样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饲料监管短板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在实际的监管工作当中，还存有种种不足，从而使得有机砷在饲料中的使用进一步无孔不入。

　　“在前几年，饲料厂在添加这些添加剂的时候，1000克的饲料中，一般都加到20毫克，甚至30毫克的都有。这在猪的身上还好一点，要是在鸡的身上，那就非常敏感了，多添加一点就足以死亡。”上述广东饲料厂的产品研发部经理说。而按照《饲料卫生标准》的规定，饲料总砷含量不得超过2.0毫克/千克。

　　广东某市一位畜牧兽医局官员向本报记者介绍，在这方面的监管，目前主要是畜牧兽医局和质监部门。在监管上，他说，畜牧兽医局每年至少有6次到饲料厂去对饲料进行抽查，力争从源头上杜绝饲料厂和猪场添加的有机砷制剂超过国标。

　　上述官员说，在抽查中，如果发现有违法违规的案例，严重者就会暂停营业，罚款处理。但他表示，按照饲料管理条例，他们一般会采取折中办法，而不是上限罚款。

　　这是为什么呢？上述官员解释说，如果罚到上限的话，畜牧兽医局需要召开听证会，但基于人手太少和精力有限，畜牧兽医局往往不会这么做。相比其他部门，他说，畜牧兽医局的人手不仅太少，而且牌子主要是挂靠在农业局。据他介绍，在中国的市县一级，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畜牧兽办公室。

　　除了对有机砷的监管之外，上述官员说，监管部门也会对其他诸如铜和锌等重金属的添加进行监管。“严重的话，政府其他部门则会直接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但一般是采取停业整顿和罚款。”

　　去年，在农业部的通报中，广州没有一家被抽查出有违法违规的饲料企业。农业部办公厅通报的2012年全国饲料质量安全监测结果显示，共有34家企业不符合饲料卫生标准，其中14家企业生产的猪用料砷含量超标。

　　但这位官员承认，在监管中，有时候也出现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出现。他说，对于一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型饲料厂和猪场，监管起来较为吃力。他介绍，该市目前一共有260家饲料企业，去年生产的饲料有380万吨。“一些小企业一旦被发现违法之后，他们就会在第二天搬走，你人都找不到。”他说。

　　此外，上述官员指出，由于中国饲料市场的进入门槛过低，使得一些不合格的饲料企业顺利进入。在他看来，要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欧美国家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就要从严处罚，罚个倾家荡产。”

　　张雨梅说，有机砷添加剂在畜禽生产的应用中，对促进中国畜禽生长出更多的动物性食品供人类消费，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畜禽生产能力低下、动物性食品匮乏的年代有重大贡献，但在今天中国有大量畜禽出口的情况下，是否还需要这种添加剂，无疑在考验着中国执政者的智慧。

　　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有机砷制剂作为饲料添加剂，好比饮鸩止渴，遗患后世。

　　上述畜牧兽医局官员表示，尽管浙江死猪投江事件与有机砷没有关系，但现在，农业部应当结束20年来一直允许的有机砷制剂——阿散酸和洛克沙胂——在饲料中的使用。

　　从环保的角度来讲，朱毅说，有机砷饲料添加剂最终禁用将是大势所趋。包括朱毅在内的诸多专家们说，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禁止在饲料中添加有机砷制剂，中国应修改有关规定，禁止有机砷制剂应用于动物生产，阻止人为砷元素对环境的污染。

　　朱永官向本报记者提供2008年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大部分被发现的三氧化二砷都以无机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可能会因为饮食了带有这些物质的水和大米而生病。文章说，癌症在这些人口之间的发生率很高。(实习生刘嘉琪、梁楚生对此文亦有贡献)